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和就业现状调查报告
一、经济景气波动与就业压力
90年代的中国劳动力就业遇到了新的挑战：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带来大量职业下岗，这一过程又伴随着城市化加速的必然趋势――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尤其是中国新增经济活动人口压力一直居高不下，使得世纪之交的中国面临严重的就业“冲击波”
在城市失业大量发生的情形下反而发生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并且产生向城市的持久移民倾向，这是一个与刘易斯著名的二元就业模型(Lewis,1954)相违背的问题。因为该模型认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有关生产和组织的各种不对称性，当劳动力在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制造业部门之间流动时，由于传统部门不按照边际产品原则定价，因此保留着几乎可以“无限供给”的边际产出为零的劳动力，而现代部门追逐利润最大化，因此两部门的边际产出并不相等。在刘易斯看来，经济发展就是现代部门通过资本积累而扩张，直到将传统部门“剩余劳动”蓄水池全部吸干。这就是说，传统部门存在着大量劳动剩余，而现代部门里不存在。
这一问题在哈里斯―托达罗模型 （Harris-Todaro Model,1970）中可以找到答案。他们指出，只要城市的预期工资高于一个有保证的农村工资，农村劳动力就会在城市失业已经存在的条件下继续向城市流入。这里，城市工资有政府法令规定而高于市场均衡工资时，预期工资就可能对农村移民有刺激力。
直观地描述上述几个模型的思想。横轴OO’表示一个经济中给定的劳动力总量。农村劳动力从原点O向右，农村劳动力的边际产出由曲线MPRL表达。城市就业从O’点向左计算，曲线MPUL代表城市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如果有一个充分竞争的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两部门劳动边际产出相等，均衡工资就是Wc。在均衡工资条件下，总劳动力中的OL部分配置给农村，LO’配置给城市，全社会没有剩余劳动。但是，如果城市标准工资(Wu)定的高于均衡工资水平，即Wu>Wc，城市就业就会减少，城市出现公开或隐蔽的失业（LL）；但此时城市期望工资（W），即标准工资与城市就业概率的乘积，仍然高于农村均衡工资，因此农村就业量还仍然按照XX’曲线向城市流动，形成农村劳动力供给价格提高，农村就业减少，而城市公开或隐蔽的失业进一步增加，从LL增加到LL。
以上模型假定农村劳动力可以自由向城市部门流动。但是如果存在着禁锢流动的制度性障碍，情形又会不同。在部门间劳动流动被隔绝的条件下，城乡之间可能持久保持工资水平的显著差异而没有发生相应的劳动力流动。“两元模型”无从分析这样的情形，因为“两元”之间的隔绝，使得每个部门都近乎孤立地决定其内部劳动力的供求和定价。这正是改革前中国的情况。正如我们将在后文中看到的，只有当城乡隔绝的体制松动后，哈里斯―托罗达模型才可能重新作为一种有用分析工具。
显然，在国有企业职工大量下岗和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的这一双向进程中，关键因素是城乡的工资差别，不同性质的劳动力对于城市期望工资的预期差异对于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就业形势发挥着重要作用。以下我们将会通过进一步的分析来详细阐述这一问题。
1、城镇下岗与失业 1992年以来，中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稳步上升，自1996年达到3.0%时，1997、1998年两年保持在3.1%的水平上。但是中国的新增经济活动人口和新增从业人员始终分别在1.3%左右和1.2%左右的水平上保持着。
如果把下岗职工考虑在内，中国1997年的城镇失业率将达到9.36%，就业压力将会更为突出（孟庆红等，1999）。1992年中国的城镇失业人中、下岗人数分别为420万人和300万人，而到1997年，这两个数字分别变为620万人和1435万人（其中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为929万）（胡鞍钢，1999A）；1998年进一步变为892万人和571万人（陈淮，1999B）。显然，中国的城镇的失业问题越来越多地通过职工下岗这一种形式表现出来。据原劳动部的一项调查分析，至1999年6月底，下岗职工占全部职工的比例为11.2%，而全国下岗职工总人数为711万人（原劳动部培训就业司，1999）。而杨宜勇估计，1999年全国下岗未就业人口为600万人，登记失业人口为620万人，企业新下岗300万人，城镇新增劳动力274万人，机构改革预计分流300万人，农转非估计有300万人，绝对数总计达到2394万人，比1998年多出460万人，即1999年就业压力将比1998年增加23.7%（刘诗白，1999）。而且，杨宜勇等人估计表明，在1999到2001年三年间，中国劳动力总供给中，农转非的人口约为1000万人，其中需要就业的劳动力600万人；城镇国有企业富余人员新下岗850万人，扣除当年再就业的70%，将会有255万人等待就业；机关事业单位分流82万人，1998年年底结转国有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托管的下岗职工614万人，这样仅仅因为劳动力总量的调整就将会为城镇增加1551万人的就业压力（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1999）。
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市场竞争的加剧使得国有企业必须通过市场化改革走出困境，减员增效势在必行；另一方面，经济增长率的放慢意味着经济对就业的吸收作用减小；但是人口增长的惯性使得新增就业人员继续以较快的速度增加，这样整个经济面临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就业岗位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因此，那些本就因为自身技能较差而被调整下来的下岗职工重新就业的可能性变得更为渺茫。由于城镇职工的下岗具有周期性和结构性的双重特征，经济疲软和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对就业构成的压力交织在一起，从而使得国有企业的就业压力更为严重。
这一下岗趋势是对于长期以来国有企业效率过低局面的一种纠正。在中央根据计划指令来配置经济资源，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并且因此形成由国家行政等级组织垄断工业和商业，管制农业和实行城乡隔绝的经济体制。在这一体制下，国有企业由于管理公有制僵化，缺乏自主权，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受到扼制，导致企业无力实施有效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结果是企业的效率始终在低水平上徘徊甚至亏损；企业的剩余也被政府以利税的形式拿走，作为补偿，职工获得了“城里人”身份：较低的工资水平（但是这一工资水平相对于农村的工资水平还是很高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安排。这相当于一种“借旧债还新债”的制度安排，即运用当期企业的利税来支付对国有企业职工的历史负债，但是随着这一负债水平的提高和当期企业效益的下降，这样的制度安排无法继续维持下去。职工的下岗就在所难免。由于整个经济发展前景暗淡导致劳动岗位供给不足、下岗职工自身竞争力差、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因素，下岗职工再就业的难度很大。于是，各地政府费尽心机寻找再就业门路，甚至是关闭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徙的通道。这样一方面使得最具有竞争力的那一部分劳动力找到工作的概率在大减少，从而阻碍了城乡开通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另一方面，这些举措混淆了周期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的界限，造成了城市中“有人没活干、有活没人干”的局面，同时使得城市中大量使用外来劳动力的那部分经济竞争力大大下降，这样进一步加剧了就业压力。如果在面临城市就业压力时，政府开始选择退却，那么城市就业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将丧失殆尽。
2、农村的劳动力转移 城市就业压力剧增这一进程不可避免地与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大趋势相互冲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就业通过三个途径得到缓解：第一，农业内有效利用劳动力资源的机会增加了；第二，农村的非农就业，尤其是乡镇企业的吸收；第三，城市的吸收，即农村劳动力加速向城镇制造业、商业和服务业转移。据作者参加的劳动部一项研究的结果估计，16年间（1978-1992）农业内部有效利用劳动力的机会共增加了约50%，农村非农就业提供了近1亿个新的岗位，另外约有3000万农民工转移到县城以上的城市就业。另外，据范芹估计，截至1997年，中国的乡镇企业已安排的就业人数占全部农业劳动力总数的25%，1.9万多个小城镇累计吸收农村劳动力3000多万，约占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总量的30%（范芹，1997；转自邓大松等1999成都）。
但是，当前乡镇企业由于中国经济状况不佳、融资需要远远不能得到满足、乡企自身面临制度创新等原因，发展速度显著放慢，其对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吸收能力也随之减少。1991年以来中国第一产业中的劳动力一直呈现绝对下降的趋势，也即将会有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寻找新的出路，乡镇企业无法满足其要求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徙就成为其主要出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动力主要在于城乡工资差别，如果城市就业的期望工资（城市工资水平乘以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高于农村的工资水平，农民就会流向城市。显然，随着乡镇企业界的不景气，农村劳动力在农村就业的工资水平大大下降，这无疑加大了城乡工资差别，使得劳动力更有激励流向城市就业。如果城市改革止步不前，城市工资水平仍然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农民工的流动带给城市的就业压力就会更大。
而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是“关门”政策，即城市由于下岗压力对农村劳动力关闭了大门。但是，这只是部分影响到农村劳动力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城市工资水平难以下调，而农村的工资水平则随着乡镇企业停滞而大幅下降，这样就意味着农民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压倒性的竞争优势。因此，政府“关门”政策的结果是农民工“清而不退”，这一巨大的劳动力人口的一部分通过重新回到土地上转变成为隐性失业堵塞，大部分则通过采取种种规避措施在城市的灰色劳动力市场上找到就业机会；而且，一旦农民工在某一地区工作一段时间后，他们可能就会习惯于城市的生活，即便暂时失业，也不愿意返回农村。在1995、1996和1997年三年中，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数字达到2400万、2500万和3000万（陈淮，1999）。这一压力在中西部的一些人口大省，如四川、湖南，反映的更为明显；很难想像这些跳出“龙门”的农村劳动力因为城市的大门紧锁而全部返回农村。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如何协调这一人口转移压力在城镇就业压力日渐严重的今天更凸现其重要性。
3、新增劳动力压力 中国的就业压力不仅反映在劳动力存量的变化上，而且来自于新增劳动力的数量。在H-T模型中，如果劳动力的边际产出水平没有较大的改进，而劳动力总量却发生了较大的增加，这就意味着农村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和城市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相等的那一点所决定的就业水平没有大的增加，最后的结果是总失业水平面的上升。
因此，把中国所面临的就业压力放到中国总的人口增加框架下，我们对于中国窘迫的就业状况将会有更好理解。由图三可知，中国总人口增量在1982年达到了一个高峰，1986-1990年达到了另一个高峰，其中在1987年达到峰值；而中国新增城市人口则分别在1981年有一个大的增量，1984年达到高峰；新增农村人口在1982年就已经达到一个高峰，1984年后更是一直持续增加到1991年。如果以16岁作为劳动力开始要求参加工作的年龄，那么中国的就业压力在1998年达到了第一个高峰，在2002年再度加大，2003年达到高峰，并且一直持续到2006年左右。而城市就业压力将在1997年达到第一个高峰，2001年左右达到另一个高峰；如果考虑到农村劳动力自2000年以后持续增加的压力，中国的就业状况将会更为严峻。
中国当前的就业压力除了来自于由于经济景气波动和结构调整而带来的大量下岗人口和来自于农村劳动力转移以外，中国的经济活动人口增长高峰也正好在这一阶段出现。1991-1998年中国的新增经济活动人口分别为916万、785万、849万、846万、858万、928万、915万和827万，显然这些新增的经济活动人口都需要到经济中寻找就业机会，他们构成了中国就业现状的又一就业压力。而1992-1998年中国城镇的新增从业人员分别为264万、348万、824万、680万、722万、392万和471万，显而易见，新增经济活动人口中找到工作的比率越来越小，这些人构成了城镇潜在的就业压力；新增经济活动人口大多是青年，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较大的竞争力，显然下岗工人与他们相比，重新找到工作的概率就大降低了。
4、隐性失业的显形化 城市登记失业人口只是中国就业压力的一小部分，如果考虑到中国现有经济结构中普遍存在的隐性失业，下岗工人也只是这一隐性失业显形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有人估计，1997年中国农村的隐性失业量为17703万人，城市的隐性失业量为3329万人（其中国企的隐性失业量为2761万人，占城市总的隐性失业量的83%），从而1997年中国的综合隐性失业量为21032万人，相对于城乡总就业量63669万人来说，总隐性失业率达到33%；这一估计的总隐性失业率在1988-1997年间，一直在25%和34%之间，而1993-1998年的平均显形失业率（城镇登记失业率）约为2.9%，即中国的显性失业率仅仅是潜在失业率的1/10（祈峋、舒元，1999）。
随着农村人均耕地的下降，耕作水平的提高以及信息传播手段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失业人口将从隐性失业状况中走出来，这一苗头已经从每年平均约3000万的“民工潮”中得以显现。另外，中国国有企业要想走出困境，增强市场竞争力，就不得不走“减员增效”之路：很难想象，拥有至少1500-3700万冗员，冗员占职工比率达到33%-50%的国有企业（大型国企中，冗员率都在50%以上）能够在背负着如此沉重包袱的情况下，去和外企、乡镇企业竞争（顾昕，1998）。因此，国有经济部门不得不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就业人员数量调整甚至是退出市场（企业破产）来保证其自身的竞争能力。作为一种无奈的选择，大量的国有企业职工不得不面对严酷的市场竞争，通过“三个人的活儿五个人干”而表面上实现的“充分就业”不得不转化为公开的失业。
隐性失业的显性化在H-T模型中就意味着劳动力的就业水平在边际生产率较高的水平上实现均衡，这不可避免地带来失业率的上升。城市的高失业率表现为下岗人数的剧增，但由于城市的工资水平依旧较高，农村的失业人口因为预期到可以在城市中获得一个比农村工资更高的工资水平，仍然源源不断流向城市。隐性失业人口的显性化，使得城市的就业压力更为沉重。
据估计，“九五”期间，中国城镇新增加的劳动力人数为5400万，能够上岗的为3800万，还有1600万不能就业。加上现已有的下岗人员，共有3000万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而农村将有1亿3千7百万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这样“九五”末期，中国的总失业人口将达1亿8千3百万相比总劳动力人数6亿5千8百万，失业率将达到27.7%（张卫东，1999）。面临如此巨大的就业压力，仅仅靠就业岗位的存量调整――比如清退农民、提前退养、职工轮岗等措施，远远不能解决劳动力的就业需求；更为现实的手段是增加就业岗位的供给，这就需要鼓励人们去创业，通过经济的增长和发展来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问题。
5、城市新增就业岗位的供给出现减缓的趋势 但不幸的是，90年代以来，中国城镇新增就业岗位增长趋缓。尤其是1993年以来，城镇新增就业岗位的增加一直处于700-720万之间，其中1993、1994、1995、1996、1997年分别为705万、715万、720万、705万、710万（孟庆红，1999）；1998年则为746万（刘诗白，1999）。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逐渐放缓，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增长带动力的就业弹性系数已经从1980-1989年间的0.233，下降为1991-1995年的0.109，1998年这一弹性系数更是下降为0.064，远远低于国际上0.63的水平（胡鞍钢，1999B）。按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于就业岗位的创造能力大大下降。在劳动供给越来越大的时候，就业岗位的供给却越来越少，这样使得中国的就业压力空前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