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书评
黄仁宇似乎注定了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他自十四、五岁起就开始向当地报纸投稿，写作热忱自此从未间断，当时的《湖南日报》副刊，连续登载他写的世界名人传记，每篇都有他自己手描的人物画像；18岁考上天津南开大学；抗战开始，他投笔从戎；战后负笈美国，以34岁的“高龄”从大学三年级读起，先念新闻系，后转至历史系，1954年大学毕业，其后又在该校继续上研究所，分别于1957年和1964年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因多年没有新著问世，在62岁时被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从正教授的职位上解聘。具有戏剧性效果的是，在他被解聘后的第二年，他的屡屡碰壁的《万历十五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印行，并由当时美国名作家厄卜代克在New Yorker杂志撰写书评推荐，翌年《万历十五年》中文版在北京出版„„从此黄仁宇先生的著作一部接一部地出版，几乎每本都受到热烈追捧，作品普遍受到注目，以致一时"黄书走红"，有人开始筹办"黄学研究会"，并申请创办《黄学研究》学术丛刊。难怪有人感叹在二十世纪最后十余年间，一名华裔历史学家、美国的退休教授，竟成为史学界在中国大陆影响最大、名声最著的一人，也真算是一个"异数"。
但正是这样一位被许多学者许多读者成为是“异数”的历史学家，将明朝万历十五年的故事通过手中的笔描述在我们的面前，细细读来，仿佛置身其中。也因为他丰富的人生经历，让他的笔下的文字更加具有了生命力。即便是通俗易懂的文字，也能详尽地为我们展现一个朝代慢慢衰落的步伐。
全书分为七个章节，分别描述了万历皇帝、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督察御史史海瑞、蓟州总兵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的李贽。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作者在文末这样写道。这就是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
作者在文章中提出了一种看待历史的新方法，谓之为“大历史观”。那么，何为“大历史观”呢？
作者多次在书中用到这一研究历史的方法。“针对文官的双重性格，需要给予物质上的报酬使他们乐于效劳，也要动员他们的精神力量，使他们根据伦理道德的观念尽忠国事。”万历皇室的所作所为，正是与此背道而驰的。例如，他有意地与文官不合作、不补官的做法等于革除了最高各位。具体来说，由于不能实现废长立幼的愿望，他在张居正事件以后，明白了一身具有“阴”、“阳”的两重性，既有道德理论、又有私心贪欲，这不是人世间的力量所能够消灭的。于是，他既不强迫官僚接受他主张，也不反对臣僚的意见，而是对这一切漠然置之，以顽强的意志与臣僚作了持久的对抗，坚持达十年之久。最终，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万历不得不屈服，但也让他的臣僚再没有机会使他按照他们的意志执行他的任务。因此。便产生了如下情况：各种法定的礼仪在照常举行，但皇帝已经不再出席。高级的职位出缺，他宁可让它空着而不派人递补，使那些文官们除了极少数的人以外已不再有升迁到最上层的希望。在奏章未果的情况下，有良心的官员觉得无法执行他们的职务，只好提出了辞呈。到万历临朝的后期，一个文官的离职就意味着一个名位被废弃。这种“无为而治”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万历离开人间以后，文官表面上是虚幻的，实则缺乏应有的和衷共济，反而集中了无数厉害冲突，形成了一个带有的爆炸性的团体。中枢无复具有领导全局的能力，大臣们不得不以消极敷衍的态度来应对全局，忠于职守者缺乏信心，贪污腐败者更加有可乘之机，如此愈演愈烈不景气的趋势，使整个王朝走向了崩溃的边缘。
尽管十几个自诩为品德高尚的官员尽了很大的力量想要重新建立一种能为别人所承认的伦理道德，结果却事与愿违。想要依靠伦理道德的名义来与之对抗，是在为不可行之举。
文章从“立储”这件事情的详尽叙述，揭示出当时的文官集团与君主之间的对抗与联系，也更多的揭示出了当时的制度的缺失与脱节。文官集团需要用精神力量来补助组织上的不足，万历的全部言行都要符合道德的规范，但是道德的解释却分属于文官，如此一个循环往复，鲜明的印证了制度之不良甚于个人之过失，
明末道德不振，长期的道德沦亡，即已标志社会形态和其组织制度的脱节。如此紧密的联系和查到好处的分析正是“大历史观”的研究方法的良好体现。
在“自相冲突的哲学家”一篇中，作者多处引用书信、对话等样式的原话，例如“今年不死，明年不死，年年等死，等不出死，反等出祸、”接受讯问时，他回答“罪人著书甚多，具在，于圣教有益无损”形象生动地将李贽的形象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加上作者引入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等大事件进行类比，强调传统的政治已经无法孕育新的生命，因此李贽的不自信与悲观不仅属于个人，也属于他生活的时代。两千多年前的孔孟之道，在过去曾经是领导和改造社会的力量，至此已成为限制创造的牢笼。在一种社会形态之中，道德的标准可以历久不变，但把这些标准在生活中付诸实践，则需要与不同的时代、环境相适应而有所变通。李贽没有创造出一种自成体系的理论，他的片段式言论，也常有前后矛盾的地方，他在形而上学中寻找安慰——世间的矛盾，这正是为什么他被称之为“自相冲突的哲学家”。行文至此，已不难看出明朝的最终结果。如此因果联系、环境影响亦是大历史观的一种体现。
当然，本书的精彩之处远远不止是作者看待历史的方法,还体现在作者作者的行文。作者在前文中写道：“万历主持殿试，试题的内容是无为而治，他对生活的厌倦已经越出了内心世界而要开始见诸行动。”此处提到的殿试题目为万历所主持，此处的无为而治与“世间已无张居正”一章中把无为而治作为自己所奉行的宗旨相呼应，亦可以说是埋下了伏笔。万历即便被作为了“紫禁城的一名囚徒”、“权力大多带有被动性”，还是在用他自己的方式对封建的体制进行反抗。
“以张居正的精明干练，他没有能解决这个问题。他的十年首辅生涯，仅仅刚把问题看清楚。他的一套改革办法是文官们感到了极大的压力而不能成功，而且招致了死后被清算。”此处详细地写张居正在职时风光无限到死后被除去各种名誉利禄互相呼应，是对前文的总结概括。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即将忘却那个“凤毛丛劲节，直上尽头竿”、“摄夷蛮骚乱，锄当路芝兰”的张居正时又一次被唤醒记忆。同时，又与申时行形成了对比，指出精神与物质的统一、文官的双重性质的统一、阴与阳的统一越来越困难。
书中还出现了很多幽默的笔调。例如，“首辅申时行”中“文官还是人民的公仆”这一现代的笔调、“它既像皇帝与文官集团间的联络处，也像各部院以上的办公厅；有时又像是皇帝的顾问室，或是调解纠纷的超级机构”这种略点调侃的幽默之笔，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和趣味性。
《万历十五年》作者以渊博的知识结构，高屋建瓴的解读了那段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不同以往的看历史的方法，着眼虽小，意涵却大。在看待历史事件时，我们需要跳出当前视野的局限，把目光放到更加广阔和深刻的时代背景中去了解历史，了解前因与后果，以了解真正的历史。
11 政治学与行政学
祝菲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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