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水浒传》人物描写的艺术
【内容摘要】 《水浒传》在我国小说发展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历史地位，它高超的艺术技艺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些艺术技艺中，《水浒传》的人物描写的艺术更是深刻而独到：人物形象的典型化，人物描写的生活化及个性化，人物性格的多重性。《水浒传》给读者塑造了许许多多生动形象的典型人物，林冲、武松、杨志、宋江个个呼之欲出。本文通过分析这几个人物来探讨《水浒传》人物描写的艺术，以便人们更全面地了解《水浒传》，更深入地学习《水浒传》。
【关键词】 典型化 生活化 个性化 多重性
林冲 武松 宋江 杨志
读罢《水浒传》，每个人的脑海里难免会留下几个鲜活的形象，这一方面是由这些人物的悲剧色彩造成的，另一方面则归功于作者特殊的人物描写艺术。典型化的人物如林冲，生活化的人物如武松，个性化的人物如杨志，多重性格的人物如宋江。金圣叹曾说，《水浒传》“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所状，人有其声口”，茅盾先生说，“善于从阶级意识去描写人物的立身行事，是《水浒》人物描写的最大一个特点”，“《水浒》人物描写的又一特点便是关于一切人物的一切都是由人物本身的行动去说明，作者绝不下按语”，大师们概括了《水浒传》人物描写的艺术，本文则从小的方面来分析人物描写的艺术。
（一） 典型化人物林冲
林冲这个人物形象典型地反映出了“官逼民反”的社会现实，展示了梁山英雄“逼上梁山“的全部过程。《水浒传》写农民起义，其领导成员不止是农民，它吸纳了各方面的叛逆人物，包括来自统治阶级中的人物。林冲说是一个由统治阶级中分化出来而投奔到农民队伍中的人物，他是八十万禁军教头，在他的性格中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能忍，逆来顺受，忍辱负重，不敢反抗。他出场的穿着打扮所体现的身份、风度，说明了他是一个有相当地位的人物，接着就介绍了他有一个年轻貌美的妻子，日子过得很美满，这就跟没有家室，“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鲁智深截然不同。林冲一出场，作者就将他置于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展现他的思想性格，他跟妻子一起到岳庙烧香，自己正看着鲁智深打禅杖出神时，妻子就被高俅的养子高衙内调戏了。一个军官，老婆在光天化日之下遭人调戏，这简直是奇耻大辱，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但当他得知此事正要对那个人下拳时，看出了不是别人，原来是那个在“东京倚势豪强，专一爱淫垢人家妻女的高衙内”，此刻书中写到：“当时林冲扳将过来，却认得本管高衙内，先自手软了。”所谓“本管”，就是顶头上司，“先自手软了”这五个字，不单纯是人物神态动作描写，而是挖掘了林冲的内心世界。当鲁智深便带了二三十个人来帮他撕打时，林冲与鲁智深有两句简单对话，林冲说：“原来是本管高太尉的衙内，不认得荆妇......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林冲不合吃着他的请受，权且让他一次。”而鲁智深却是这样说：“你却怕他本管太尉，酒家怕他甚！俺若撞见那鸟时，且教他吃酒家三百禅杖了去。”请看：一个忍辱怕事，一个嫉恶如仇；
一个自己受迫害也能忍，一个看见别人受迫害都不能忍。两个人的性格的鲜明对照更突现出人物的典型化。
林冲所感受到并且非常不满的黑暗社会势力，不断地向他紧逼而来，使他想苟安而又不能苟安，想忍也忍不下去，无路可走的时候，才最后走向反抗，走向梁山。
水浒英雄中，有很多人走的是林冲的路。那是一个是非颠倒的社会，林冲的遭遇是领导者走向农民起义的典型代表，在那个受人逼迫的社会里，曾经软弱的林冲被迫走向坚强，走向反抗。
作者在塑造林冲这一典型形象时，突出了林冲从逆来顺受到彻底反抗的性格，以自身的遭遇展现性格的形成和发展，具《水浒传》人物描写的一大特色。
（二） 生活化人物武松
张恨水评武松说：“有超人之志，无过人之才；有过人之才，无惊人之事，皆不足以有成。何以言之无其才而不足以展其志，无其事又不足以应其才之用也。若武松者，则于此三点，庶几乎无遗憾矣，”“天下有些等人，不仅在家能为孝子，在国能为良民，使读书必为真儒，使学佛必为高僧，使作官必为纯吏”。②
张恨水的观点代表绝大部分人对武松的看法，他们几乎把形体武松看成了传奇式的英雄人物，而我们认为，从作者对武松的倾情刻画来看，武松其实被作者刻画成了生活化的英雄人物。
应该说，武松深受人们喜爱的根本原因在于作者对武松的生活化描写，生活化描写实质上是一种现实主义手法，它把人物放在不
同的生活环境，以其自身的行动来展示自己的性格，作者在《水浒传》中多次运用生活化描写手法，武松是其中刻画得最成功的一个人物。 作为一个生活化的英雄人物，武松有优点也有缺点，作者在刻画这一人物时，紧紧抓住了他的优缺点的彼此消涨过程，让人们在这一变化过程中认识武松。
武松赤手空拳景阳冈打虎，为他赢得了深广的声誉，也为他赢得了都头的职位，在他送税银出差时，武大郎被西门庆与潘金莲毒死，在去县衙告状不准的情况下，借谢邻请酒取得真实口供，手刃潘金莲，斗杀西门庆，然后到官府自首，被断配孟州。这段时期的武松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偶尔还有那么一点儿虚荣，但他的英武刚强却永远刻在读者的脑海里。
在孟州，武松帮对他有恩的施恩夺回了被蒋门神霸占的快活林，因而得罪了蒋门神，蒋门神的后台张都监、张团练设计将他当贼捉了。这时的武松虽然也很勇猛，但毕竟有些媚骨，不分青红皂白的知恩图报让人感觉武松似乎分不清是非。但血的教训让他走向成熟，怨怒之情化作了惊心动魄的反抗行为，他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杀了蒋、张等十几口，蘸血在墙上写下“杀人者，打虎武松也！”生活让武松认清了现实的社会，他不再向官府投案，而是先上二龙山，后归梁山泊，投身武装反抗的行列。
武松被动或主动地改变着自己的生活，也被生活改变了自己，作者抓住了这一点，才更深入地塑造了武松的光明形象。
在反抗官府围剿和攻城夺府的战斗中，武松勇敢坚定，是义军的主要
将领之一。他反招安，指责宋江“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冷了弟兄们的心！”后来他在征方腊时被包道乙砍右臂，他不受封诰，在杭州六和寺出家。
这就是武松，一生光明磊落，敢作敢为，富于正义感和反抗精神，尽管也曾被人利用，但终究从残酷的现实中，从迷失的自我中醒悟过来，一步一步地克服自己的弱点，渐渐地走向成熟。这要归功于作者对武松的生活化描写。
我个 人认为，武松是《水浒传》中刻画得最成功的人物，因为这是一个生活味十足的人物。我想，只有有生活气息的人物才能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三） 个性化人物杨志
应该说，作者施耐庵在《水浒传》中勾勒了许多有个性的人物，个性化人物应该不仅仅只有杨志一个，事实确实如此。施耐庵善于抓住人物的人性，这也是《水浒传》人物描写的艺术之一，在这里，我仅以杨志为例来阐述这一观点。
对于杨志，茅盾先生也有一段精彩的评论：“杨志呢，因为失陷花石纲而丢官，复职不成，落魄卖刀，无意中杀了个泼皮，因此充罪，不料因祸得福，又在梁中书门下做了军官，终于又因失陷了生辰纲，只得亡命江湖，落划了事”，“杨志一心想做官，‘搏个封妻荫子’，结果是陪尽小心，”，“对于杨志，我们虽可怜其遭遇，却又鄙薄其为人”。③茅盾先生对杨志的评价应该是既爱又恨的。事实上，对于杨志这样一个人物，不同的人几乎都有不同的看法。
施耐庵对《水浒传》中英雄人物的描写是被后人称道的，这归功于他抓住了人物的个性，比如杨志，施耐庵就抓住了他是个“官迷”的个性。抓住了个性，才能塑造丰满鲜活的人物。
从杨志的“官迷”个性出发，施耐庵留给我们的有个性化的语言、个性化的行动、个性化的生活态度。
在语言上，可看杨志杀了泼皮牛二后所说的话：“不关列位的事，洒家杀此泼皮，你们随洒家到官府出首。”虽然落魄卖刀，但他身上的那种凛凛然的不俗气质，依然列列可现，难怪他总以“三代将门之后”自称，毫无疑问，他有着将相的风范，敢作敢当，大丈夫也。 杨志的行动更能说明他是一个“官迷”。杨志曾做过殿司制使官，因失落花石纲逃避在外，后收得一担财物，回京谋求复职，路过梁山时与取“投名状”的林冲杀斗，不分上下，王伦欲邀他上山，他不肯玷污“清白姓字”，拒绝入伙。到东京后，由于高俅作梗，财物用尽而流落街头，又因卖刀杀了泼皮牛二被刺配大名府，得梁中书赏识做了提辖。他尽心尽力地给梁中书押送生辰纲，尽管他精明强干，洞悉江湖情形，但仍败在晁盖、吴用手下。生辰纲被劫后，他与鲁智深双夺宝珠寺，占据二龙山，走上反抗道路。三山聚义打青州时，他提出与梁山泊联合，后同归水泊，做了梁山马军八虎骑兼先锋使，全身心为招安做准备，受招安后，于征方腊途中病故。
杨志一生的追求就是做官。他身为军官，又是将门之后，渴望在边庭建功立业，为祖宗争气，“搏得个荫妻封子”。他的生活的改变都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清白姓字”时要做官，落草为寇时依然想做
官，等到招安后，他还是兢兢业业地为大宋打天下，直至病故。施耐庵关于抓住人物性格的关键点，并以此为中心塑造人物。杨志便是这些人物中的一个比较成功的典型，他的成功也证明了施耐庵个性化人物描写艺术的成功。
（四）多重性性格的人物宋江
宋江历来是争议颇多的一个人物形象，也有学者因为宋江性格的矛盾性而否定施耐庵的写作才能，我对此不以为然。
茅盾先生曾经说过：“人物的性格必须通过人物来表现。作者在构思过程中，人物的形象和做事安排好像是同时成熟的；但事实上，一定是心中先有了呼之欲出的人物，这才组织起故事来。如果不是这样，作品就难免（甚至一定会）是概念化”。④我对这一论说深信不疑，而且，我还认为，施耐庵在写《水浒传》时心中一定已经有了各个英雄人物的形象。至于宋江，我想施耐庵也一定看到了他的矛盾性和多重性，他把这个有着多重性格且矛盾重重的人物写下来，让读者去读去说去评，也未尝不是另一种高明。
施耐庵塑造的宋江是一个多重性格的人物。但他的一生中，我们会时常看到他身上的矛盾性，但他的一生中，我们会时常看到他身上的矛盾性，施耐庵抓住这一系列的矛盾来刻画宋江性格的多重性。
一般读者都认为宋江是个忠义双全的人。《水浒传》中也用了相当多的笔墨塑造宋江的“忠义”。但实际上，宋江在相当于现在的县政府当一般干部时，便有意放走官府要捉拿的晁盖等人，并继续与
那些人保持良好关系，甚至还上过梁山，单纯从这几个方面看，我们可以讲宋江很够“义气”，但讲宋江忠，就有些难为情了。而且，放走晁盖后，宋江似乎不讲忠，也不讲什么“国家法度”，而发配江州时，梁山好汉劫得他，欲放下他的枷锁时，他却说要不得，“此乃国家法度”；江州酒楼的反诗，更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他日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宋江笑黄巢，造反心态跃然纸上，等到上了梁山，他又一心忙于招安，还说“宁可朝庭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庭”。
《水浒传》写宋江“仗义疏财”，很讲义气，但遍览全书，并没有几个穷苦人家得到宋江救济。倒是许多贪官强人，土豪劣绅笑纳过宋江奉上的大绽银两，铁牛初见宋江时，曾受过他几绽银子，但那银子却似乎整整管了铁牛一辈子。宋江好几次讲要取铁牛的头，铁牛却并不跳将下来，两板斧下去，到后来被宋江害死，也心甘情愿。 以上所述正是《水浒传》中宋江的矛盾性所在，这些矛盾其实源于宋江性格的多重性。作为封建社会不得志的文人，宋江有着满腔报负却无处施展。他疏财仗义、济弱扶贫、孝亲敬友，这是他性格的温柔敦厚的一面，他孝忠皇帝，讲义气，这是他性格中正统思想的一面，他明处为大家办事，暗处结交江湖大盗，这是他性格中虚伪狡诈的一面，他聚众反国，题诗言志，这是他性格中反叛的一面......施耐庵通过描写宋江充满矛盾的行为，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多重性性格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