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大师“讲”新闻
——《新闻理论十讲》读书笔记
安生
合上书本，第一印象，与之前读的《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那样的学术论文截然不同，摒弃了抽象的论述，而是用第一人称，以漫谈和对话的方式表达新闻理论，犹如亲临课堂倾听陈力丹老师讲课，直白生动，深入浅出。而讲课的同时，又像是在同你讲话、讨论，激起你的共鸣，引发你的思考。另外，正如作者在“写在前面”所说“不说套话，可能是本书的特色”。读完本书，受益颇多，对新闻学的基本问题的认识又深入了一些。
第一，形式新颖。
本书以新闻理论关键词作为章名，以重要论断作为节名，每一节犹如一节课，既相对独立又互相联系。另外，因为本书是由录音整理, 作者结合自身经验，用第一人称，以漫谈和对话的方式表达新闻理论，好像一位长者站在对面与你交流心得, 娓娓而谈,亲切自然，直白生动，深入浅出，结构上跳出了原有新闻理论教材的套路, 讲得让人入境。而讲课的同时，又像是在同你交流、讨论，激起你的共鸣，引发你的思考。
第二，厘清新闻学的基本概念。
不管是作者对新闻的定义的分析，还是宣传、舆论，亦或是中国特色的“舆论监督”，甚至是“有闻必录”。作者指出“有闻必录”与新闻的客观性完全不是一回事。中国最早出现“有闻必录”是在19世纪末，是一种新闻招徕的广告语言，从来都不是新闻客观性的内涵表述。例如当时上海传媒上的“有闻必录，无言不详”、“有闻必录，无奇不搜”、“人吉如是，未知确否，姑志之，以符有闻必录之例”。同时，举出了我国第一部新闻学著作徐宝璜的《新闻学》中就对“有闻必录”作出过批评。
第三，审慎、批判的学术态度。
例如开篇时，作者说不是讲什么是新闻，而是“通过比较来体会‘新闻应该是什么’”。再如，提到舆论时，“你必须要拿出证据证明你说的那个‘舆论’是舆论”。在一定范围内，持某种意见的人数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才可以将这样
的意见视为舆论。作者举出统筹学上通用的黄金分割比例“0.618”以示佐证。并且强调，用这个词的时候必须要谨慎，说“舆论认为”，要有调查数据作支撑，或者要有一个大体的估算，而不是空口说白话。再如，作者批判了关于其他著作断章取义的引证恩格斯关于传媒党派属性的那段语录，即”在大国里报纸都反映自己党派的观点，它永远也不会违反自己党派的利益”，忽视了对恩格斯关于英国社会当时言论自由的表现特征的论述，明显是对恩格斯原话的歪曲。作者把恩格斯的这段话完整地予以展示，在上述这句话后面，恩格斯写道：“而这种情况也不会破坏论战的自由，因为每一个派别，甚至是最进步的派别，都有自己的机关报。”作者说明，恩格斯叙说的是一种客观的现实，即欧洲主要国家从政党报刊向商业报刊时期转变过程中新闻自由的表现形式。在行文之间，作者对引证的例子、名人言论不是单一的截取出某个字词、某句话，而是力求完整的再现原作者的原意，这样审慎的学术态度是值得我们深思、学习的。另外，作者还对“把传媒的职能比喻为‘喉舌’”的“喉舌”一词作了较为详尽的探讨。1896年梁启超在《实务报》上发表论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指出，报刊的作用是“通上下”——“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思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梁启超把报刊比喻成喉舌，认为报刊既可以做皇帝的喉舌，又可以做百姓的喉舌。在我国，中国共产党的党报是党的喉舌的比喻出现频率最高。博古曾经在讲话中使用过这一比喻，而这样的表述得到了党的新闻工作领导人和其他高级领导人的肯定。
第四，寻求一个“平衡”、一个“折中”。
首先是在冲突性事件的报道过程中，对报道双方态度、立场的平衡。在第四讲新闻客观性原则中，在对《羊城体育》揭露裁判陆俊赛前接收了客队20万元现金的《“首尾”之战场外音》文章分析时指出：《羊城体育》报道时完全忽略了“平衡”这个客观性原则的操作要求。在冲突性事件的报道过程中，如作者所言，没有不能报道的公开发生的事实，即使这个事实不利于报道一方的利益，关键在于要找到合适的报道角度和客观的报道方式，为涉事各方提供应答机会，努力做到公正和平衡。其次，传媒身兼的两种职能：文化产业和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之间的平衡。从大众传媒在市场领域和社会领域的不同作用入手，从自由、自由保护、传播、舆论、媒介职能、观点一致性的显现等角度作出比较。以《新京报》
转载其他报纸照片“我是小偷”的新闻报道为例，把小偷绑起来，把其脸画成鬼画符状，挂着“我是小偷”的牌子示众。这种做法显然是非法的、侮辱人格的。按理说，这样的照片是不应该登出来的，但是传媒在处理这张照片的时候，市场的逻辑占了上风，社会的逻辑被打败了。“两类传媒的职能的认识上存在矛盾，需要协调，从而达到一种折中。”再次，在提到传媒与政治的关系时，指出我国的新闻，通常是有组织的和一元的，带有国家的意识形态印记。但是，这种总体认识不能直接用于说明具体的微观问题。在对新闻的整体进行分析时缺失能够看到明显的意识形态的痕迹。如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受多种无形的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的力量之约着，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要求与中央权力组织的观点一致。作者既看到了宏观上的意识形态印记，又看到了微观层面，并不是所有具体的新闻都反映国家或阶级的意识形态，比如某一个演员表演得好或不好，只是大家的评价不同，而不是要像“文革”时荒谬的上纲上线到阶级性、政治性。新闻有没有党性、阶级性、政治性？总体上是有的，但是不能太绝对，这时就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第五，既批评得鞭辟入里，又和蔼、温和。
对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节目套路分析、和当下传媒“紧跟快转”的新闻的剖析时,作者写道：“学习能够立竿见影, 谁也不相信。但我们经常有这种情况：昨天公布了一个很长的讲话, 第二天传媒上就说某个地方学习这个讲话如何见了行动。” 这类情形我们已经司空见惯, 但是谁这样公开提出批评了呢? 很少。批评是为了警醒, 也是为理想的坚守。作者在前言中说：“我的目的就是告诉你理想的状态应该是什么样儿的”。另外，作者批判法西斯主义的宣传观念时提到了艺术评价极高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直截了当的指出其目的不正当，方法再精致，也是一种罪恶。该纪录片是由德国女导演莱妮·瑞芬斯塔尔执导，可以说拍电影时的她是个不折不扣的法西斯分子。但作者仍提及她的另一面：“二战后瑞芬斯塔尔受到审判，之后就隐名埋姓仍然从事摄制工作，一直很努力，晚年在非洲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
第六，书中穿插大量案例和图片分析，增添了阅读上的快乐和理解上的便利。 书中穿插了大量的图片，有报纸的原样、有单纯的新闻图片，也有制作的分析图例，大大提升了阅读上的乐趣。更重要的是对案例分析，解说穿插于案例之
间，既一针见血，也方便读者更好的理解，达到透彻的效果。如关于《人民日报》在1952年12月关于黄继光牺牲的报道的分析。在引用该篇文章时，直接以括号注释的方式，直接批评，如“黄继光已经牺牲了，你怎么知道是由于强烈的意志把他唤醒了？带有太强烈的作者的主观想象”等等评析。
第七，高屋建瓴，开放包容。
作者视野开阔、兼容并包，打破了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和意识形态局限，从世界的眼光来看新闻、讨论新闻，例如，作者有意避开出处而引证了一段话：“为了确保新闻真实就要贯彻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接着他分析道：“中国以外的人大多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者, 难道他们报道的新闻就做不到真实了吗? „„ 世界的观念是多元的, 你的观念存在，也应该允许别人的观念存在。” 再如，书本上分析《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的通讯《中国铁嘴沙祖康》，标题中为之贴上“中国铁嘴”的标签。文章的本意是为了形象的表达沙祖康在国际会议和谈判过程中激情张扬，勇于击败对手，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的中国外交官，总之传媒认为这是个正面的帽子。但是陈教授援引了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洪俊浩教授关于“中国铁嘴”的见解，从东西方传播文化理念的差异性方面来评述“铁嘴”称谓。他说，外交上的“铁嘴”在国际上是反面形象。沙祖康是外交官，咄咄逼人、寸步不让的形态，不是一个外交官应该做的，外交官的风度应该是温文尔雅、柔中有刚，因此这实际上影响了中国的国家形象。再如，关于大众传媒的职能，没有像以往那样简单地说传媒具有党性、阶级性，而是说“从总体上说是有的”，从微观层面上来说，并不是所有具体的新闻都反映国家或阶级的意识形态。因此，党性、阶级性不能落实到新闻的每句话、每个字，不能直接用来说明所有的具体问题。
第七，“得有一个前进或效仿的目标，但是很可能根本达不到”——建构新闻理想。
作者既结合新闻实践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阻碍，同时又树立新闻理想，勉励新闻界的同仁共同为之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