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将以身殉国家，
愿拼热血卫吾华。
太行浩气传千古，
留得清漳吐血花。
这是72年前，朱德总司令为了悼念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场上阵亡的最高将领——我的父亲左权，写下的悼诗。虽然我2岁时父亲就牺牲了，但71年来，父亲战友的回忆、发表的纪念文章、父亲的家书以及他在抗日战场上写的四十多篇文章，还有父亲战斗过的地方父老乡亲的亲情，都给我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父亲左权是位真正的民族英雄，他为国家为民族无私的献身精神和无畏的浩然之气，不仅不会因为时光的流逝而消失，反而会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不断发扬光大。
1905年，父亲左权生于湖南省醴陵县东冲黄茅岭一个农民家庭。1915年袁世凯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当时在小学上学的父亲就奋笔疾书“莫忘五·九国耻”、“五月九，忆国仇”等标语，组织同学四处张贴。入中学后，他积极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决心为改造中国社会而献身。1923年父亲考入了广州陆军讲武学校。1924年8月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第六队。他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主张，参加过讨伐陈炯明的东征。192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因在学习、训练和战斗中表现优秀，被选派到苏联学习。先入中山大学，后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留苏学习的四年半，父亲勤奋刻苦，博闻强识，掌握了丰富的军事理论知识，为后来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苏联回国后，父亲就一直没离开过前线， 并在中央苏区的反“围剿”，历史空前的长征，西安事变前的陕北山城堡战役，抗日战争中的“百团大战”， 黄崖洞保卫战等重大战役中都表现出卓越的运筹指挥才能。
父亲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受命为八路军副参谋长的。抗战五年，父亲未曾一日离开前线。1937年12月他给奶奶写了一封家信。信上说： “……日寇不仅要亡我之国，并要灭我之种， 亡国灭种惨祸，已临近到每一个中国人民的头上……我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然没有一个铜板，过去吃草，准备还吃草。”在抗日前线他更是亲眼目睹了更多日寇的残酷暴行，他在1940年到1942年给我母亲的十多封信中都有详细的记述。其中在1941年9月24日给我母亲的信中写道：“华北战局的严重形势还未过去，敌人此次扫荡晋察冀边区特别厉害，其兵力之大时间之久，所施手段之毒远非昔比……现边区受敌重重封锁，腹地亦密布钉子，敌图划边区（太行山敌后抗日根据地）两侧为治安区，腹地为无人区，即以最凶恶的手段实行‘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 ，并村等等，以遂其彻底毁灭我边区之目的。边区现已陷入极严重的斗争环境，困难也大为增加了……严重的扫荡与反扫荡战是不可避免的，敌图改变我们根据地性质的企图，也不会放松的，一切均有待我们准备在极严重极艰苦的环境中战胜敌人。”信中还对根据地妇女和儿童的情况表示了极大的关注： “在敌人此次清剿中妇女儿童被害者特多，某某同志等寄养在群众家中的小孩也被杀了，有的生病死了。”“大章同志的孩子寄养群众家中，亦不幸遭万恶的鬼子连同奶妈一起枪杀了。听说该小孩被敌人打了一枪后，痛苦了好几个钟头才死，真是可怜。”“我们一位女县长中了日本鬼子投的毒非常厉害，全身发烂，皮肤掉了三分之二，幸而医治较早，大概可以不死了，其痛苦之极也可想而知。”日寇的残暴不但增加他对敌人的仇恨，更坚定他再困难也要不惜一切代价把日寇赶出中国去的决心！ 他就抱着这样的决心随朱德总司令率八路军东渡黄河，深入华北敌后，开始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创造了敌后抗日根据地，迅速发展和壮大了人民抗日武装力量。
作为八路军华北敌后指挥抗战的高级将领，针对日寇发起的越来越残酷的大扫荡，父亲认真分析华北以至全国的抗战形势，大量搜集整理对日作战的资料，潜心研究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以及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撰写了《论坚持华北抗战》、《埋伏战术》、《袭击战术》、《论目前华北战局》、《国内军事动态述评》、《开展反对敌人蚕食政策的斗争》等四十多篇著作，共计二十余万字。在《扫荡和反扫荡的一年》这篇著名文章里，父亲综述了华北各个抗日根据地反“扫荡”的方针和特点，总结了我军争取“反扫荡”胜利的六条经验。在《开展反对敌人蚕食政策的斗争》一文中，全面论述了在反“蚕食”斗争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父亲还组织总部巡视团到冀南、冀鲁豫等敌后根据地，组织部队开办短期集训班， 传播、交流经验，培养抗日干部，研究总结抗日战争经验，以更有效抗击日寇。父亲在抗日战争中的一系列文章，成功总结了战略战术经验，坚持了华北抗战前途的科学展望，振奋了抗日军民的胜利信心，给“亡国论”“唯武器论”“恐日论”以沉重打击，奠定了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思想基础。
八路军总司令部的日常工作，大都是父亲主持。著名作家刘白羽在1942年的纪念文章中写道：“在这掌握半个中国战场的八路军总指挥部里，左权同志的的确确是最繁忙的人。除了重大的事由朱总司令决定之外，一般工作都是由他处理，在他的工作岗位——参谋长上说，他是最适当不过了。我想这是由于一生的军事工作，培养锻炼出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和他的革命工作融为一体，就是性格上也有着工作磨练出来的显著特点：左权同志的细心、负责、经常的积极性、沉着、理智，再加上他的军事理论修养，作战经验、指挥能力，是我们部队参谋工作中不可多得的人才。我知道，总司令部作战科的工作是最紧张的，是八路军作战的神经中枢，在那里面工作的同志，可以说都是左权同志的助手，他们轮流着三天便要值一次夜班，而左权同志是要天天值夜班，在那浩瀚、纷繁的革命事业里，他整年累月的没有休息过……我总看见他在忙碌着，每天一直办公到夜深，情况紧张时候，要到十二点钟，才算处理完毕这一天的工作……他得到战场上全部情况的电报，然后发下电报去部署、指示。这是整个战争的呼吸与脉搏…… 他回到屋里，并不被疲乏所压倒，他还要在这深夜摇曳的烛影下，读书两小时…… ”
1938年2月，八路军总部由洪洞县向晋东南转移中和日军一零八师团三千多人的先头部队遭遇，当时总部只有两个连的兵力，而且武器枪支只够装备一个连的，但考虑到一零八师团是要去打临汾，为了使临汾友军及大批物资能安全转移，朱德总司令决心把敌人拖住， 父亲指挥部队用“在正面顶一下，绕道后面再打，让敌人团团转”的战术，硬是缠住敌人打了一天，直到临汾友军及物资全部转移，父亲才带领部队撤出战斗。这次共歼敌二百余人，并掩护八路军总部安全转移。 1938年3月底，日寇纠集三万余人的兵力，分9路向晋东南根据地扑来，妄图消灭八路军主力，一个月内占领山西全省。八路军总部经过周密筹划，决定以一部分兵力牵制其他各路日军，集中主要兵力击破一路日军主力的作战方针。日军第一零八师二五旅团最狡猾、最厉害且武器装备最精良，是日军的主力。总部研究决定在武乡长乐滩消灭它。父亲根据朱彭的命令起草电报调一二九师日夜兼程赶回武乡。一二九师三个主力团分左右两个纵队沿浊漳河两岸在长乐村十五里长的地段，扎成一个大口袋，截住日军的大部，发起突然袭击。激战数小时，日寇这支精锐部队惨遭败绩。他们的旅团长亲自带三千人，想援救长乐之危，总部和刘邓首长马上命令坚决击退援军。父亲亲临前线带领左翼部队阻击日军，和日寇援军逐个争夺山头，几经拚搏打退援军。经过一天激战，日寇伤亡两千二百人，八路军缴获武器弹药堆积如山。长乐村大捷后，各路敌军纷纷撤退，我军乘胜追击，连克沁县、辽县、黎城，一口气收复十八座县城。整个9路围攻被彻底粉碎，此外，还粉碎了对晋察冀8路围攻，对晋西北的6路围攻和对晋西的大举进攻。为了配合保卫战役，八路军向所有干线积极行动，吸引了日军14个师团30万人以上的兵力，进行大小战斗近千次，击毙敌人2万。到1939年八路军的部队驰骋于华北的每一个地区。哪里有日军，哪里就可以听到八路军的枪声。晋西北贺龙部队进行的灵丘陈庄战斗，激战6天5夜，歼敌 2000余人。乘胜在行唐以西歼灭第八混成旅1500余人。1939年11月聂荣臻部队在雁宿崖、黄土岭两次战斗打死打伤日军第二混成旅团1400人和团长阿布规秀中将。这时伟大的抗日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八路军广大将士浴血奋战，大小战斗近万次，打死打伤日军13万人。1940年，八路军总兵力从过黄河时的3万人发展到40万人。先后开辟了晋察冀、晋冀豫等敌后抗日根据地，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
日寇为了达到全面占领中国华北的目的，1940年后在平原地区扩张据点，加修道路，以铁路为柱、以公路为链、以据点为锁，实行“囚笼政策”，企图将我各个抗日根据地孤立地囚困起来。为了粉碎日军的“囚笼政策”，1940 年7月，八路军总部决定在日军华北兵力分散，铁路沿线守备兵力减弱的情况下，利用华北遍地“青纱帐”的有利条件，组织正太路一线破袭战（即后来的百团大战）。父亲起草了关于发起战役的《战役预备命令》。百团大战于8月20日发起后，总部的历次作战命令和指示大部分是父亲主持起草，再由彭副总司令签发。在战役进行过程中，父亲不分昼夜地在司令部值班，掌握战役的进展情况，协助彭副总司令指挥作战。各交通线上的部队攻占敌军车站、据点，切断通信线路。一部分部队和地方武装、游击队、自卫队、民工和当地民众一起扑向铁路、公路沿线，炸桥梁、毁隧道、拆铁路、砍电线杆收电线，在华北大地上摆开了长蛇阵。在战斗开始并取得一些胜利后，各根据地有不少武装力量乘敌伪仓皇撤退时，自动参加了战斗，自发奋起追歼敌伪，参加战斗的共有104个团，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日军2万多人，伪军5千多人，俘虏伪军1.8万人，拔敌据点2993个，破坏铁路900多里，公路3000多里，桥梁、隧道260多处。父亲在9月2日写了长达四、五千字的《论“百团大战”的胜利》，对百团大战发起的原因、战略意义分析的全面又精当，他在文章中指出：“这次‘百团大战’，乃是华北空前未有的交通总攻击战，乃是华北战场上第一次主动的大规模的战役进攻大会战”，“这一战役的胜利，证明了华北抗战的八路军已发展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成为华北抗战的主要支柱”。
为了解决我抗日力量枪械弹药的供给问题，父亲从1939年2月到1942年在黎城黄崖洞兵工厂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跋山涉水、勘察选址，率领干部、战士和民工一起担土挑石，亲临工地指挥、搬运机器，仅用半年时间便建成年产量可装备16个团的八路军抗战初期数一数二的兵工厂，有力地支援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斗。为了保卫兵工厂的安全，父亲决定将总部警卫团90%人员驻守在这里，并亲自领导警卫团修筑工事，安排火力点，埋设地雷、储备充足的粮食和饮水。日寇在1941 年冬季扫荡时把黄崖洞兵工厂作为进攻重点，父亲亲自指挥了黄崖洞保卫战，击退了日寇二十六师团5000多兵力的进攻，胜利保卫了兵工厂，歼敌1000多人，创造了抗战以来敌我伤亡六比一的最新战绩。
左权，1905年3月15日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
1924年3月入孙中山大元帅府军政部陆军讲武学校，9月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翌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统一广东的东征及回师广州诸役。
1925年11月赴苏留学，初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后入伏龙芝军事学院。
1930年归国，到中央苏区工作，6月任红军军官学校一分校教育长，同年12月调任红军新十二军军长。
1931年6月任红一方面军参谋处长，同年底任红军第五军团十五军政委，旋任军长兼政委。
1932年7月先后任红军军官学校教官和中央军委参谋。
1933年12月任红一军团参谋长。
1936年5月任红一军团代军团长。
1937年8月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副参谋长。
1942年5月，为掩护八路军总部突围转移，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麻田十字岭壮烈牺牲。
左太北，1940年5月生于山西省长治市武乡八路军总部，原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与刘志兰唯一的女儿。
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先后在国家经委、国家计委、航空航天部等部门工作，曾任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计划司副司长。
2000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