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体系内的历史景观
文：Lettuce Geng/China
提到黄仁宇，不得不提到他所主张的“大历史观”。简而言之，就是要“从技术的角度去认识历史”。这部不算新的《万历十五年》，则是在大历史的视野下写就的历史著作。在写作的手法上，作者以看似平淡实则波涛汹涌的万历十五年作为着眼点，但收到的效果却如扫地雷一般，点了一下，出来了一大片。
朱元璋本是皇觉寺的小沙弥，但是历史却把他推向了权力的巅峰。打下了天下，接着就是如何坐稳天下。有鉴于元朝的短命和唐朝的藩镇割据，朱元璋采取了许许多多旨在强化皇权和中央权力的措施。他杀了一批功臣，废了宰相；他主张皇室的支系，如皇帝的叔侄和兄弟，到了一定的年龄要被送往他们的藩地，称为“之国”；他大力打击大地主和大官僚，使得明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一个以自耕农为主的社会。
上面的措施仅是表象，正如黄先生所说：“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维系这个王朝转动车轮的就是道德，具体的手段乃是礼仪与人事。
明朝继承了宋朝文官治国的传统，大小官员都是在四书五经的熏陶下长大，因此他们之间有共同的信仰和情结。皇帝和内阁的职责就在于加强文官集团内部的团结，使他们在共同的精神下通力合作。而在广大的农村，依靠士绅耆老实行间接管制。每个乡村要依照中央政府的规定订立自己的乡约，一村内设“申明亭”和“旌善亭”，前者类似于基层法院，后者的目的旨在表彰好人好事，教化子民。而士绅耆老的着眼点依然是道德。整个大明王朝，就是千千万万个孤立的农村，而将这些孤立的自治体串联起来的则是道德。出于对王朝安危的忧虑，中央极力排斥农村与农村之间的联系，也采取措施割断官员与百姓之间的联系，这方面的规定就是---所有的官员未经一定的手续批准，不能离开城门半步，否则以扰民论。这些措施不能不让人感觉到统治者对丧失政权的恐惧，并因为恐惧而用道德将帝国束缚起来。所以这个王朝难以有鲜活的景象。国内有的历史教科书认为，在明朝中后期，江南地区出现了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然而仔细推敲，当时并无完善的货币制度与银行制度，最多只能说明江南地区的经济发达，而无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另外，如果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法制也应该出现端倪，然而在社会生活中到处所见的调节手段依然是道德。
道德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而法律则相对确定，毕竟法律是由国家制定和认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而且大多为成文法。虽说法律解释也具
有灵活性，然而终因其本身的成文性，以国家强制力作为保障，并且法律解释本身具有一定的逻辑性，所以此灵活性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而道德的适用和解释则要霸道的多，也正因为道德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所以以道德（况且还是“四书五经”所规定的道德）作为施政的纲领，皇帝和大小文官可以借此胡乱解释，遏制一切新生势力的成长，让一切的因素在体系内长大。
《万历十五年》共有七章，前四章立足于对明代政治制度和财政制度的分析，后三章分别选取了三个人：海瑞，戚继光和李贽。他们都是在各自岗位上的佼佼者，海瑞是清官，戚继光是杰出的军事家，李贽则是离经叛道的思想家。他们都试图以一己之力在这个没有生气的社会上打开一个缺口，结果不容于这个社会。个中原因，既有时代背景索然，也因为他们本身并没有真正的发现甘愿为之牺牲自己的真理。这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
《万历十五年》并没有给我们一个关于如何打破这个体系的明确答案，但是隐隐约约我会觉得：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应当采用法律来调节社会生活。法律在公民生活和国家权力之间划定了一个界域，使得公民个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的范围内最大限度的发挥自己的才能，也使得公权力的行使有所顾忌，因为“法无授权即禁止”。而法治的进程，其基础又在于发展先进的经济和技术。这又与“从技术的角度认识历史”不谋而合。
万历十五年，也即公元1587年，距今已有424年的历史。今日之中国，法治进程依然步履维艰，然而我们依然应当坚定地走下去，如果重蹈覆辙，跌入424年前的泥潭，也许我们所看到的，将是上文所述的道德体系内的景观。
附：
《万历十五年》的碎碎念
文：Lettuce Geng/China
历史研究常常侧重于对细节的探讨，而黄仁宇却主张以综合的方法来研究，并进而系统的提出了“大历史观”，主张“从技术的角度去认识历史”。对事物的看法本有宏观与微观之分，所以按照黄仁宇的话来说，“大历史观”实质上是发现而不是发明。而这本《万历十五年》恰是在大历史观的指导下所写就的历史著作。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却定下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主色调。秦始皇完成大一统后，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设立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就这样建立起中央集权制度。汉武帝提拔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于是儒家思想又与中央集权制度联系在一起，并为中央集权制度所服务。唐宗宋祖，稍逊风骚。唐朝将科举制度发扬光大成为后世选官的不二法门，唐宋之际，经济重心逐渐南移，最终
在南宋之时完成这一历史性的转变，从此，文官制度成为我们这个帝国的统治基础。
儒家思想，中央集权制度和文官制度构成了两千多载封建社会的基石，而中央集权制度的核心，则在于皇帝制度。
万历皇帝九岁的时候就在大臣的“劝进”下登上了皇位。明朝的外戚势力受到压制，皇后往往选自平常人家；皇室的支系，如皇帝的叔侄，兄弟到了一定的年龄则被派往他们的藩地，成为“之国”。明初洪武皇帝又废除了宰相制度，设立殿阁大学士。所以明朝君主专制制度空前强化。但是历史常常会出现一些偶然与机遇。万历皇帝刚登基时，内阁的首辅是高拱，但是此人嚣张跋扈，皇太后欲除之而后快，大臣们也容不得他的嚣张气焰。这时候，张居正登上了历史舞台。在皇上诏百官入宫后，太监宣旨公布高拱的罪状，决定削去高拱的官职，遣返原籍。而策划这次事件的则是张居正。张居正因此得到皇帝和皇太后的宠信。
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在本质上无非是数不清的农村合并成的一个集合体，利益和道德代替了法律，对于违法的行为作掩饰则被认为忠厚识大体。
清官海瑞对虚浮在半空的道德的价值产生了怀疑，主张严格的遵守法律，即使法律有不合理之处，也应当克尽己力努力使自己的行为符合法律的标准。然而在法律之外，他有主张尽量揣摩法律的精神，弥补法律的漏洞。而揣摩的渊源则是道德。比之于对法律和司法公正的信仰，海瑞所更为关注的则是道德。他从小熟读圣贤书，深知作为士大夫的职责和道德追求。所以他越是执着，就越是离法律越远，更谈不上从根本上保障人权。海瑞企图以他心中的道德准则来对抗堕落的社会，试图以一己之力来力挽狂澜，结果却不容于当时的社会。
军事家戚继光则是比较幸运的，他建立了一直戚家军，加强对军队的管理，发明了“鸳鸯阵”以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在他之前，俞大猷曾提出过关于军队现代化的主张，然而由于牵扯到政治，该计划终被搁置。
万历皇帝的父亲隆庆皇帝龙驭上宾之时，后来的万历皇帝年方九岁。这时候大臣就与年幼的太子之间上演了一场“劝进”的闹剧。大臣先是请求太子即皇帝位，理由是“国不可一日无主”，而太子的回答是“内心悲恸难安，无心政事”。后来如是这番又进行了两次，这时候太子才抹抹眼泪决定登基，理由是“以社稷为重”。万历皇帝在历史的“地位”，有一部分来自于他漫长的怠政。他没有想到，小时候崇敬的张居正居然如此骄奢淫逸花天酒地，而更为可怕的是，张居正居然与冯保上下其手，来糊弄他这个天真的皇帝。万历皇帝经
此事变过早成熟，而后来又因立储之事与大臣搞僵，终无心于政事，天气晴好之日就与宦官掷银为戏。而深刻的原因则是他认识到了文官集团的“阴”“阳”二重性，也认到了他只不过是制度上的一个工具而已，而他的对策就是“无为而治”。
历史的另一种书写 --读《万历十五年》 明代的历史，因其扑朔迷离、跌宕起伏而被历史学家所关注。有关明代的史著可谓洋洋大观，如黎东方的《细说明朝》、孟森的《明代史》、当然还有吴晗的《朱元璋传》与《海瑞罢官》都对明代这段长达267年的纷杂历史作了细尽的载录。美籍华裔学者、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所著的《万历十五年》也是一部明史研究著作，该书从计划撰写到定稿，历时七年，1974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八年之后在中国大陆发行，是一部独到、严谨的史著。 在具体评述这本书之前有必要对书名作一交代。万历十五年是明代第十四个皇帝明神宗朱翊钧当政的第十五个年头，既公元1587年。这一年是极为平淡的一年（《万历十五年》一书英文名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中文直译为《无关紧要的1587年》），除了一些难以避免的灾患之外，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之上没有发生任何一件足以影响历史进程的大事。但是作者却独独选择这一年作为其切入点，以全新的视角，新颖的形式，深刻的思想为我们揭示了明代历史进程中的一页，昭示了东方这个古老的帝国衰败的必然。 全书以人物为主线，分为七个章节，每一个章节都有一个主角，而这些主角的选择又涉及到社会不同的阶层，构成了明代中晚期社会结构的一个缩影。在这些人物中既有当时的最高统治者万历皇帝，又有权倾一时的重臣张居正；既写了当权的保守派官僚海瑞，又写了身为布衣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李贽。而这些人物之间又暗藏着各种矛盾：有万历皇帝同群臣之间的矛盾，有各级官僚之间的矛盾，有保守派与自由派的矛盾等等。但是所有的矛盾都集中于一个矛盾即个人与体制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的存在导致了所有这些人物都具有一个共同点--最终的命运都具有悲剧色彩。如万历皇帝虽然贵为一国之君，但在立储这个问题上却一直不能如愿，在与群臣争斗了数十年之后最终屈服，这种屈服表面上是向群臣屈服，实际上是在向体制屈服；又如戚继光为了建立新军和保卫国家，不得不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游离，这种游离迫使他投机取巧，巴结权贵，最终仍逃脱不了政治中的现实，在贫病交加中死去。在书中，所有的人物，无论地位，无论善恶，统统都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他们或身败，或名裂，还有的身败兼名裂，
没有一个功德圆满者。他们的个人理想、价值在一个大黑暗时代里被社会现实击得粉碎，而他们的人生轨迹也随之湮灭了。这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整个民族的悲剧，这个悲剧一直延续到1840年而发挥成了极致。 明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朝代。西欧近代史的起点与明代的建立都在十四世纪，在此之前，中国的经济、军事、科技都还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但是到了明代灭亡的十七世纪中叶，古老的中国就明显落后了。这种衰亡是否已经为两百多年后鸦片战争的失败和近代史的屈辱埋下了伏笔？这是几乎每个涉及明史的人都会思考的问题。作者对此也进行了思考，他在《后序》中提到："万历十五年公元为1587年，去鸦片战争尚有二百五十三年，但是中央集权，技术不能展开，财政无法核实，军备只能以效能最低的因素作标准，则前后相同。"那么造成这种局面的症结在哪里呢？作者又进一步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这正是《万历十五年》不同于别家史著的关键所在。有了如此的思想定位，那些深刻、一语中的地论述不断地从书中流泻而出。如作者在谈及海瑞时就提出"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的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这个当时的弊端；又如在谈及官僚阶层时，又尖锐地提出"官员们在道德的掩盖下争权夺利，导致文官集团的涣散，进而导致整个帝国无法治理"。诸如此类的论述很多，似乎这又是一本以暴露中国传统弱点为主的著作，但是这种"暴露"的目的是什么？作者自己这样评价："《万历十五年》指出道德并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从没有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的观点应当远大。"由此可见作者这种"暴露"并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是检讨过去的错误，以作为现在乃至将来的借鉴，同时也告诉每一位读者应该如何保全中国传统中有价值的东西。 黄仁宇先生以深厚的史学素养和远见卓识，用大胆、平时的笔触评说明史，进而评述中国的历史。他在这本史著中赋予了历史真实鲜活的面容，不仅使人们可以清晰地体验到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倒退的较量，更重要的是给人们以遐想的空间和回味的余地。细心的人们不仅可以从中品味个人人生的酸楚，而且还会发现隐藏于表面背后的历史积淀。用这种方式撰写历史，不仅能唤起人们对往昔的客观历史的记忆，更重要的是让人们从深厚的历史迷雾中走出，进而思索。读《万历十五年》给人现实意义上的启迪远在其史料价值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