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与雅典的城邦性格
在希腊城邦中，雅典和斯巴达是两个典型的城邦。同时，雅典和斯巴达又在社会经济方面具有各自不同的特征，塑造了两个性格迥异的城邦制度——民主与军事集权。
斯巴达和雅典属于不同类型的城邦。两者都是奴隶主统治的城邦，但斯巴达是贵族寡头专政的军事大国；雅典平民对贵族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又经过一系列政治改革，雅典成为实行奴隶主民主政治的共和国。 斯巴达之所以尚武，是因为它是斯巴达人在征服原有居民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国家，当时斯巴达人只有9000户，为了有效地统治数倍于己的被征服者，必须经常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而雅典全境多山，适宜于种橄榄和葡萄，良好的港湾有利于海上贸易，这和经营农业的斯巴达完全不同。
斯巴达和雅典城邦虽然有不同特点，但是都代表了希腊最显著的城邦特点，他们的文明都得到了传播，但是雅典更为广阔，对二者社会经济制度的探究能更好的理解希腊文明，由于雅典的民主和斯巴达的军事力量，使得希腊文明影响甚广，最终被后人称为西方文明的源头。因此，论述两者的社会经济特征对了解整个希腊城邦的情况有重要启示。
1、斯巴达城邦
斯巴达是古代多利安人建立的重要希腊城邦，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南部的拉哥尼亚平原，那里土地肥沃，宜于农耕。良好的自然条件，为斯巴达成为希腊最大的农业城邦奠定了基础。与雅典城邦经济结构明显不同的是，斯巴达的工商业并不发达，这主要是由斯巴达的阶级结构决定。
斯巴达主要居住着斯巴达人、希洛人和庇里阿西人，他们各有其职业和义务，社会地位也迥然不同。在斯巴达，从事工商业的主要是庇里阿西人（约3万人），他们不是奴隶，有人身自由，有土地和财产所有权，但是没有公民权和其他政治权力，不得与斯巴达人通婚。庇里阿西人每年要向国家交纳沉重的赋税，并且还要随斯巴达人出征打仗，他们所从事的工商业在斯巴达不受重视，因而发展缓慢。这样的政策使斯巴达的经济发展程度明显落后于其他工商业城邦。
同样，斯巴达农业的发达离不开斯巴达人的集体奴隶——希洛人。由于斯巴达人是统治者，享有公民权，并且不从事生产，因此国家把土地和奴隶按公民户数平均分配给斯巴达人，“每份约20公顷土地和依附在土地上的7户希洛人。”在这种原因下，希洛人每年必须把收获的农作物的一半和一定数量的油和酒交给土地的主人。对希洛人的统治和剥削，使斯巴达的农业发展迅速，到公元前5世纪，全斯巴达有份地9000份，希洛人的辛劳对斯巴达做出重大贡献。
斯巴达人对希洛人以及庇里阿西人用统治权，但是对两者却有不同的统治制度。斯巴达人对于希洛人虽然享用份地上的收获物，但对土地和希洛奴隶只能使用，不能转让和出售，这种制度被称为斯巴达的“平等人制度”。希洛人除了交纳收获物，还要随斯巴达人出征，充当辎重兵。希洛人可以用自己的生产工具和家庭，他们聚居在特定的区域，组成村落。这种对希洛人的统治方式，在希腊称为“希洛制”。希洛制是希腊城邦中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奴隶制。对于庇里阿西人，斯巴达则采取了相对宽松的政策。
由于斯巴达国家建立在征服外族的基础上，内部氏族分化并不充分，因此其政治制度就留有许多氏族制的残余。斯巴达国家机构主要有两个国王、长老议会、公民大会和监察官委员会组成。其政治权力主要集中在少数贵族奴隶主手中，国王权力不大，因此被称作贵族寡头政治。
双王制是斯巴达独具的制度，双王继承了部落领袖的军事统帅，大祭司和部落行政领袖的职能，但权力受到极大的压制，实际只是两位国家高级公职人员。他们出自两个世袭的王族，具有同等权力，可任职终身。战时一王率兵出征，另一王便留守国内。在将兵期间，国王及其手下跟随享受公费待遇，而公民则需自备粮草。除这类优待及可占有较多土地外，国王在公众面前出现时，公民需起立表示尊敬。至于重大决策的权力则属公民大会，双王个人意见通过与否取决于公民的选择和国王个人的影响力，与王权无关。双王还是30人的元老会议的成员并一度兼主持人。为防止国王可能的专断倾向，国王与监察官需每月交换一次誓言，国王发誓依法办事，监察官保证在国王信守诺言的情况下保证国王的权利不受侵犯。一旦国王触犯法律，监察官有权代表公民逮捕国王。此外，双王还有非常有限的司法权，死后可享受举国致哀的殊荣。 元老会议由28名年龄在60岁以上的公民和国王组成。元老也为终身职。吕库古把选举权从国王手中下放给公民大会，高贵出身不再受到强调，选举程序如下：公民大会选出若干仲裁人员，然后将他们关闭在会场上的一所黑屋中，隔断与外界的视觉、人员接触。随后候选人默不作声从公民面前走过，持赞同态度者发出欢呼声。屋内仲裁人员根据呼声的高低确定候选人当选与否。这种颇为原始的选举方式杜绝了舞弊，体现了对候选人机会均等的原则。元老会议在决策中拥有创议权，对各项政策的通过具有很大影响，但议案决定权属公民大会。元老会议还有司法权，负责审判凶杀案件，有权决定王室婚姻和继承事务。在古希腊人看来，这一机构是国王和公民大会之间的缓冲器，以避免政体在王政和民主制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不定。 公民大会由30岁以上的公民组成，每月召开一次，负责批准元老会议起草的政策法案，选举或认可国王、元老、监察官、低级行政官员和军事指挥员，决定宣战、缔和、加盟等事务，是新兴的国家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关。普通公民在大会上有选举和被选举权，但无创议权和辩论权。他们仅听取元老会议的报告，国王等高级公职人员的辩论，然后用呼喊方式来通过或否决议案。当赞成或反对的呼声音量相近时，持相反意见的公民需各自集中在广场一方，由监察官清点人数。
监察官会议同元老会议一样是公民权力集中体现。但元老为终身职，易形成自身利益，因而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而监察官每届任期一年，不限出身，年满30至60岁的公民均可当选。监察官在任期内每日均有例会，是民意的更直接体现，公民大会治权的延伸。其职能相当广泛。他们是整个公民社会生活的监督者，对任何违犯吕库古立法的公民进行惩罚，有权代表公民指控国王，中止公职人员的权力，负责日常民事诉讼。监察官实际象是国家日常生活中的警察首长，负责内部安全，包括指挥对希洛人的迫害。在战争期间，他们负责动员公民应征，任命3名公民作为国王卫队的长官。国王出征，需由2名监察官随同，负责军纪的维持。自公元前5世纪始，监察官的权力日益膨胀，发展到主持元老会议和公民大会，成为最高公职人员。
为了强化对希洛人的统治，斯巴达实行全民皆兵，重武轻文的教育方针，旨在将全体男子培养成优秀的战士，因此斯巴达实行严格的人种淘汰。斯巴达婴儿刚一落地即需接受专职人员的体格检查，不合格者禁止成活。因为斯巴达人认为在体格方面有先天缺陷的生命既不利于国家也不利于自己。经体检合格的婴儿，在7岁前由母亲抚养，重在体质和意志训练，如用烈酒洗澡，不许挑食，置于黑暗的屋内培养忍受孤独和黑暗的能力。7岁开始进入另一年龄段，从此离开母亲，接受各种严酷的训练，培养顽强的作风和坚韧的性格。18岁时，开始正式接受正规的军事训练。 20岁起，斯巴达男子成为士兵，一直服役到60岁止。在30岁时可以结婚，但没有真正的家庭生活。婚后仍需每日出操、野营、公餐。每15人左右为一组，人称“菲迪提亚”，自带食品，共同会餐。战争时，菲迪提亚就是一个小战斗单位。在这种严格的制度之下，斯巴达公民没有自由和闲暇，国内既无市场也无剧场，只有现役和非现役军人和座座军营，斯巴达军队因此长期
称雄希腊战场，并且充满自信地拒绝构筑城墙。在公元前6世纪末，斯巴达通过武力降伏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其他城邦，成为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盟主。同盟共同作战，因此，伯罗奔尼撒同盟成为斯巴达巩固霸权的重要工具。
2、雅典城邦
雅典的民主制是其最著名的特征。雅典地处希腊中部的阿提卡半岛，境内多山，平原较少，不适于农耕，因此粮食主要靠进口。在山脉中蕴藏着丰富的矿产，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阿提卡半岛海岸线曲折，有许多优良港湾，加之雅典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与东方各国联系的前沿，为发展航海业提供了有利条件，使雅典发展成为不同于斯巴达的著名的工商业城邦。
公元前8世纪，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氏族内部不断分化，原来的氏族管理开始失灵。为了适应新形势，出现了传说中的提秀斯改革。改革为雅典指定了第一部宪法，实行了两项重要改革：一是统一雅典各城镇；二是按财产划分公民等级，只有贵族有统治权。但是这样最终激化了平民与贵族的矛盾，加深了社会矛盾，因此雅典进行了梭伦改革。
改革的主要内容有：1、颁布“解负令”，取消一切公共债务，废除债务奴隶制；2、实行财产等级制，取消以前的贵族、平民、手工业者三级之分。雅典居民无论出身，都按财产多少分为四个等级，享有不同政治权利。3、设立新的政治机构，削弱贵族会议的权力，强化公民大会的权力。
梭伦改革主要还是偏向与工商业奴隶主，改革之后，雅典公民内部激烈的纷争继续不断。公元前560年，倾向于平民的庇西特拉图夺取政权，建立了僭主政治，实行更有利于工商业奴隶主和农民的政策，公元前509—前508年雅典又发生了更深入的社会改革，即克利斯提尼改革。
克利斯提尼改革有两项重要措施，一、重新划分新选区，废除有利于氏族贵族的选举制度。他将雅典重新划分为10个地区部落选区，每个地区部落选区有若干个村社，所有自由民都在所在村社登记户口，从而使许多早已失去氏族族籍的雅典自由民和外来人获得了公民权。这样一来，一方面使氏族贵族的根基被破坏，另一方面扩大了民主力量。二、克利斯提尼还创立了五百人会议，以此作为新的国家机构。主要负责主持和召开公民大会，并为大会准备提案，长设机关为主席团。在其他方面，克利斯提尼还指定了“陶片放逐法”，以民主的方法反对民主的敌人。
克里斯提尼改革最终结束了雅典国家政体从贵族制向民主制的过渡，从而在世界文明史上首次确立了一整套民主体制，对希腊文明乃至世界文明做出了卓越贡献。此外，改革对有害于公民集体团结的氏族制残余予以沉重打击，进一步巩固了城邦。从此，摆脱了内部激烈纷争的雅典在政治上经济上迅速崛起，成为希腊世界的一大强国。
3、对二者之间的比较
雅典和斯巴达各自代表了希腊城邦的两大不同特征。经济上由于地理等因素决定，二者各自发展为工商业城邦和农业城邦，但二者的繁荣都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在以雅典为首的工商业城邦中，奴隶劳动成了社会生产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奴隶的来源也几乎都是外籍人，本族人在法律上不再沦为奴隶。在土地方面也土地私有制相对发展，因此形成了一些相对大的地产。在以斯巴达为首的农业城邦中，以农业为主，工商业并不发达，使用国有农业奴隶，实行土地国有制。
在社会制度上，由于二者氏族残余分化的程度不同，也呈现出不同的社会政治特点。雅典是希腊民主的集中体现，而斯巴达则是军事力量和独裁的象征。作为早期传统的贵族会议在雅典丧失了一切政治权力，在斯巴达虽然也有公民大会，但实际权力都由长老议会控制，即由贵族掌控。雅典公民在社会生活上也相对自由，不象斯巴达要接受严酷的军事训练。
二者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最终也导致了二者的直接军事冲突，战争起因于雅典与斯巴达争霸希腊，从而导致分别以两国为首的“提洛同盟”与“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激烈对抗。雅典势力的急剧扩张更加引起斯巴达不安。公元前457年，两国在中希腊发生公开武装冲突，虽缔结了30年和约，但矛盾没有根本解决。后起的霸主雅典四处伸手，欲攫取对全希腊的霸权。斯巴达当然不能容忍雅典的扩张，导致二者最终爆发战争。但究其根本还是二者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