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伟
高等教育研究 2012年08期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12)04-0065-07
大学产生后，身份逐渐成为所有从事学术职业者引以为豪的象征性标志之一。但随后的社会发展，却凭借契约的力量，通过瓦解身份传统、打破身份等级、革除身份特权而开辟其发展道路。有鉴于此，英国学者梅因甚至认为，“‘身份’这个词可以有效地用来制造一个公式以表示进步的规律……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1]在学术职业领域，打破身份隔离、彰显契约精神的变革，尽管稍迟于社会、政治、经济领域，但仍然不可阻挡地体现在其变化和发展进程之中，并且影响广泛而深刻。
一、学术职业的身份传统
身份，是社会学的核心概念。马克斯·韦伯认为，身份是在社会声望方面可以有效地得到肯定和否定的特权；它的建构基础有：生活方式，正式的教育过程，特殊出身(血缘)，特殊职业及其声望，等等。以身份为基础，进而借助法律、法规、规范的规定和认可而建立起来的制度体系就是身份制。[2]表示“身份”的英文单词有两个：identity和status。从语用角度看，identity重在表达身份的形式，指的是个人、群体或组织得以被识别的社会特征；status更重身份的实质，它往往与职业、名分、威望、权力、权利和资格等相关联，意味着差别待遇和特权。传统意义上的身份主要是指status所包含的实质性内涵，一般被界定为可能是人生而有之、用以确定人们地位高低、权力(权利)大小、义务多少的根据和标准。身份与地位、角色等构成三位一体关系。具体而言，地位是身份和角色的内在依据，身份是地位的外在标志，角色则是地位和身份的动态表现。[3]实质意义上的身份，是一种资源，是可使拥有者增值并获得优先发展之特权的社会资本。
1.学术职业的原初身份：行会身份
自从以欧洲大陆为模板的现代大学和学院产生之后，学术职业越来越密切地依托于这类特殊组织。为了赢得自己的生存空间与发展机遇，从事学术职业的大学和学院教师，非常重视营构自己的身份特征。从历史进化的时序看，学术职业最早依托的是行会身份。
大概从11世纪左右起，西欧行会组织开始盛行，并依次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商人行会、手工业行会和公会。行会组织普遍具有四大特性：脱离自然经济的轨道，步入了商品经济范畴；劳动资料属于行会成员个人所有；单个生产单位内部没有分工；享有封建特权，且相对封闭。[4]西欧大学产生之时，恰好是欧洲手工业行会组织盛行之际，知识分子群体按照城市的惯例采用了行会组织方式。“大学，无论是教师的还是学生的，都仅仅是行会的一种特殊形式：大学的上升仅为11世纪时期在欧洲城市中广泛盛行的巨大结社运动的一波而已。”[5]由于大学社团对行会建制的特殊偏好，甚至可以说，“在11世纪时，‘大学’一词和‘行会’一词同样被用来专指一种学生团体。”[6]手工业行会内部的结构关系特征主要是：行会由城市中同行业的手工作坊组成，手工作坊主们按照“一人一票”的原则民主表决行会事务；在每一个手工作坊内部。作坊主是作坊财产的拥有者，扮演师傅角色，学徒地位低下，期满学成后还要免费为师傅做一段时间的帮工，“师傅—帮工—学徒”构成了手工作坊内部的等级关系。行会及手工作坊内部的身份等级关系，被搬用到大学行会群体之中，成为不同学部(文神法医)之间、不同教师之间、教师和学生之间等级身份关系的参照。大学和学院的行会组织特性及教师的行会等级身份，使学术职业中的“行会权力”延绵至今，[7]并逐渐演变成如下学术生活规则：拥有更多知识、拥有更高知识创新能力者，拥有更大的学术权力。
2.学术职业的庇护身份：宗教身份
学术职业早期主动依附并善加利用的是宗教身份。西欧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都呈现为二元分裂状态。“在它的政治意识和理智意识的中心，是基于教皇杰拉西乌斯二世的双剑说的二元论，即世俗的与宗教的、帝国的与教皇的，神圣罗马帝国与罗马主教管区，两者都声称是古代罗马皇帝的合法继承者。这种二元论把中世纪社会从头到脚一分为二，从皇帝与教皇开始，通过国王与大主教，直至贵族与住持以至庄园主与教区牧师。”[8]在教权与王权的对抗中，掌握精神力量的教会，戏剧性地挫败了武力上的强者，教会战胜了帝国。罗马法律集《狄奥多西法典》380年的一项法律要求，“受我仁慈之恩者，要皈依于一种宗教”，即基督教。罗马帝国须“承认并服从、效忠于‘众王之王’，把他们自己的奴隶称为‘穷兄弟’，而且常常也称他们为‘灵界的长者’。”从此，“帝国的存在主要不是靠官吏、劳动和汗水，而是靠宗教。”教会的教士身份逐渐与特权和豁免权联系在一起。“担任神职的人，也就是那些叫做教士的人应免去一切社会义务，不然他们会受到别人的恶意打扰，不能全心全意地履行神职。”[9]
在教会逐渐成为西欧的主宰性力量时，新兴的大学和学院，以及其中从事学术职业但尚缺乏有力保护的教师，不失时机地选择依附于教会，借助教士身份谋求庇护。“教师与学生明白留在教会符合自身利益，以躲避国王的警察和司法，因此他们并不反对教会权威把学生定为教士。”[10]雅克·勒戈夫甚至断定，就其社会性质和组织特征而言，大学社团组织“首先是个宗教组织。虽然它的成员很久以来就不全都属于一个教团，虽然它的队伍里纯世俗教徒的数目越来越多，大学的成员仍全部被当作教士看待，接受教会的管辖，并且更要接受罗马教廷领导。”[11]为了享受教士身份所带来的诸种好处，许多从事学术职业者甚至异常恪守教士的形式特征，比如保持独身。以牛津大学为例，时至1871年，牛津各学院的院士(fellow)制度仍然要求保持独身限制。他们认为，独身条件下的院士职位可以排除任何世俗责任，还能维持独立身份和高贵地位，“独身禁欲并不必然是纯洁，也必然不是自我否定，但它常常可保持超然和理想主义。”[12]
3.学术职业的现代身份：公职身份
11世纪下半叶，英格兰王国建立；15世纪下半叶，法国逐渐统一。以英法为代表，新兴的民族国家(王权)逐渐从教会一统天下的欧洲权力版图(教权)中挣扎出来。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基于学术和知识世俗化发展逻辑的内在要求，学术职业开始转向依附于王权，利用由世俗政府确认的公职(或者说政府公务人员)身份为自己的存在赢得新的合法性。
这类变化的最早典型，并不是老牌的英法等国，而是一些相对后起的民族国家，比如德国。在仍处于分裂的18世纪，德意志一些邦国建立了包括哥廷根大学、哈勒大学在内的新型大学；19世纪初建立了柏林洪堡大学。这些大学由世俗王权建立，它们的教师具有非常强的官僚化身份特征，“高校教师是高校所在州的终身公务员。这样，与其说他们对‘自己的’院校负责，不如说他们更对州政府负责。”[13]林格甚至称德国教授为“官员、名流”(mandarins)。[14]作为各州政府的公务员，德国的正、副教授都是由政府聘任，并根据其委任状教授特定的一门或几门科目，其权责一般是由行政条例规定，任期也没有时间限制，但履行职责过程中的优异表现是他们获得长期聘任的依据；与其他公务人员不同的是，他们没有所谓的退休金，但教授们可以在因年老而不再承担讲演任务时继续领取工资，这类特殊待遇使学术职业进入了特权性上流社会。在蒙森看来，“传统上德国教师——当然是那些处于终身任职岗位上者——作为公务员，享受了所有的特权和便利，而较少受到其不利方面的影响。按照惯例，学者们在公务员队伍中被赋予特别的地位；他们的工资根据弹性原则依个人水平而定；著名学者常常还能够为自己获得良好的财政安排，并为其研究单位谈判争取特别研究项目和额外的基金。”[15]与德国相类似，在其他许多现代民族国家里，学术职业都倾向于依托公职身份(表1)。在中国，早在秦朝就开始形成“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制度，学术职业的公职身份可谓历史悠久。
二、身份传统的黄昏：学术职业的契约化变革
以商品交换为起点、以市场经济为支撑的资本主义，不断强化契约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张，契约规则逐渐成为普世法则，契约精神甚至被尊奉为市场经济的基石和精髓。而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化、平等化运动，进而巩固和强化了契约在整个社会中的影响。在此背景下，学术职业开始了契约化变革，并且势头迅猛。
1.学术生活契约化变革的先锋：美国学术人的自由专业身份
美国学术生活的变革，恰是学术职业从身份到契约转变的早期代表和典型模式。虽然与欧洲的文化、精神联系甚多，但移民文化最终导致产生了与欧洲重视身份传统完全不同的美利坚气质。它认为，制度、行动并不一定要以思想和理论为基础，“人们为其行动提出的理由远不如行动本身重要；为错误或未知的理由而行动得当胜过以模棱两可的结论去掩盖一种体系化的‘真理’；深沉的反思并不一定产生最有效的行动。”“经验的新颖之处必须自由地融入人们的思想。为何要用旧世界的哲学滤网来过滤新大陆？假如哲学否定经验的提示，必须摒弃的就不是经验，而是哲学。”[16]美利坚气质的核心是坚持“有用即真理”的实用主义理念。由于在价值倾向上注重经验和行动而不是理论逻辑和内在自明的知识论，美国学术生活很自然地打破和抛弃了欧洲的身份传统，引进市场机制，突显竞争、分层、开放、流动等特征，并在19世纪晚期形成了契约化学术生活方式。如果仍然要为这种学术生活方式界定一种身份的话，那么它是一种以契约为根基的“自由专业身份”。[17]针对美国学术生活的变革，克拉克·克尔做出了这样的总结：“高等教育曾经由多半独立的行会组成，现在越来越变得易受外界公众的检查和控制。而且，旧时的规范不再那么有控制作用，因为在大学内部发展了新的文化行为方式。……现在需要新的规则和机制，用更加明确的契约和更加公正的内部的学术法律制度取代行会的规范和实践。”[18]
与19世纪的欧洲状况不同的是，契约化的学术生活方式使美国学术职业并未与某种特权身份相对应，自由专业身份要求他们承担的仅是一种基于市场契约的委托信用责任。美国大学教授协会认为，在院校委托人与从事学术职业者之间的委托信用关系中，后者是受委托人(appointee)，但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前者的雇员(employee)。一旦接受委托，学者就拥有行事的专业职权，而委托人既无专业能力亦无道德权力予以干预。教授和委托人的关系，犹如联邦法院的法官与任命他们的政府之间的关系。在教学和科研等方面，大学教师并不会比法官做出判决时受到更多的控制；同理，委托人在对待教授的观点和言论方面，并不会比总统对待法官享有更多的权力。[19]
美国学术职业基于委托信用关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建构起来的“自由专业身份”，明显地具有“从身份到契约”的过渡性特征。一方面，大学仍是伟大且必不可少的组织，在其中，委托人占据了根本且高贵的位置，但教师也拥有独立的位置，担负相等的责任，而且在纯粹科学和教学问题方面还担负了首要责任。另一方面，作为“受委托人”的学者们，尽管仍然拥有相对宽松自由的学术生活环境，但已经隐蔽且也不可逆转地开始受制于市场契约规则；学术生活的旨趣，开始从价值理性向工具理性转变，学术生活的规范，开始从信念伦理向责任伦理转变。
2.学术生活契约化变革的总体特征
借助二战之后美国的世界学术中心地位，也由于各国对学术工作绩效评估日益迫切的需求，契约化学术生活方式迅速地产生了世界性影响，进而演变为学术职业变革的普遍潮流和总体趋势。从学术职业的契约类型看，终身教职的全职教师尽管仍然占据学术生活的核心地位，但人数比例越来越小，全职的固定合同制教师越来越多，兼职教师非常普遍。[20]从契约方式看，世界各地的学术职业演绎出了多种引人关注的共同变化。
第一，在学术职业的任用资格方面，日益重视评聘协调。西方大学借助聘任制度，将职衔与岗位合而为一，同时又把教授、副教授等工作岗位与博士、硕士等学术身份明显区分。从根本上讲，学术岗位的获得决定于学术能力、学术水平，但许多国家也非常重视资历因素，并且可能因资历因素的影响而部分地模糊了工作岗位与学术身份、学术能力、学术水平之间的功能区分。重视资历，有助于维持学术人对院校的组织忠诚，但对资历的过度重视，易强化论资排辈现象，职务能上不能下，待遇能高不能低，影响学术公平，压抑学术创新能力。这在中国尤其突出。自1986年起开始试行的以“评聘合一”为主要特征的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日渐暴露了资历制度的不良惯性。基于效率的考虑，中国学术职业改革的基本方向被确定为，根据“按需设岗、按岗聘任、竞争上岗、优胜劣汰”的原则，进一步协调专业技术职称评审与职务聘任之间的关系；改革的特点有二：一是专业技术人员的资格评价与职务聘任分开、职称与岗位相对分离，二是打破以职称为核心、把岗位捆绑到职称上的传统做法，转而淡化职称的身份属性，以岗位为核心，注重但不局限于职务任职资格，强调任职资格与工作岗位的两位一体，根据所在岗位确定实际聘任职务及工资福利待遇。
第二，在学术职业的晋升方面，强调“非升即走”(up or out)。处于职业发展过程中的教师，若在讲师、副教授(副研究员)岗位上连续任职超过规定年限仍未实现学术晋升，必须接受被解聘的命运。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丹尼尔博士案就是很好的例证。丹尼尔博士虽然毕业于名校——普林斯顿大学，并且在国际关系专业领域拥有较高的知名度，教学也深受学生欢迎，但他在1998年3月还是被学校解聘了，原因是他在校任教七年期间未能独立出版一本专著、没有获得终身教职。[21]受“非升即走”评价规则的影响，“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被逐渐放大。重视教学和人才培养，是学术职业在恪守身份传统时期的典型特征，而重视科研、强调知识生产，高度依赖“不出版即死亡”的游戏规则，[22]则是学术职业契约化变革的必然趋势。
第三，在职业评价方面，日益强调终身教职的聘任后评价。在契约化时代，赢得终身任职并不意味着学术人已经完全排除了职业压力，聘任后评价如同“上帝之鞭”，不断抽打着学术人继续前行。聘任后评价主要有三类。一是面向所有教师的年度评议，评议结果将决定教师的收入及其可控制的经费等；二是对所有教师进行的定期(一般是3－5年)评议；三是仅针对问题教师开展的特别评议。[23]终身教职的聘任后评价已不仅仅着眼于师资管理，在许多高校，其促进教师发展的功能日益受到重视。在目前中国，年度评价是常规，不过，与岗位聘任制相配套的周期性评价也日益受到重视。
第四，在职业稳定性方面，越来越倾向于末位淘汰。即使所有从事学术职业者都能达到前述三项要求，他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各院校追求卓越的竞争心态已经促使他们运用最后一道杀手锏：末位淘汰。对于研究型大学而言，末位淘汰的标准是学术生产力。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原校长田长霖认为，“学校要发展自己的特色……一定要有特色！一定要有重点，哪几个学科要重点发展，不行的要慢慢淘汰掉。当然要取消学科是很难的，在Berkley也很难，我发明了很多新的方法，其中一个就是半饥饿法，对全美学科评比中第5名以下的，且是不可救药的学科，不说马上取消，这样会‘革命’、会‘流血’，就采取每年减10％的经费的办法，渐渐地教授就流走了，学生也不多了，慢慢地系就没有了。”[24]对于教学型大学和职业院校而言，招生竞争能力降低、就业竞争力下降，往往是特定专业及其教师遭遇裁减命运的理由。此外，经费紧张、财务危机，已成为西方大学规避终身教职制度、启动末位淘汰机制、解聘终身教授最常用且好用的借口。
三、从身份到契约：学术职业变革反思
从身份到契约，是一种不可逆转的社会发展趋势，也是学术生活变革的基本走向。如上所述，学者们从19世纪之前高度自主的行会身份、宗教身份、公职身份，在1900年前后逐渐下滑到“受委托人”地位，虽然仍旧拥有相对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但已经受到契约规则的影响；作为这种影响日益扩大的结果，二战之后，特别是1980年代以来，学者们逐渐地但也是越来越深刻地沦落到蓝领工人般的“被雇佣者”境地，学术职业陷入了“寒冷的冬天”。“从身份到契约”的变革，恰好发生在学术职业快速发展和数度繁荣的近两百年间——这真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悖论。使这个历史悖论的负面影响发酵甚至膨胀的因素则是，在目前的学术职业变革中，普遍存在着偏激倾向，即，过度贬低甚至全盘否定学术职业的身份传统，极度崇拜契约规则，高度强调按照数字化的绩效评估规则，日益苛刻地量化评估学术人的教学、科研工作。
学术职业的身份传统和当前的契约化变革，在所处社会环境、工作重心、地位特征、职业状况等方面，毫无疑问存在较大的差异(表2)。不过，对于学术生活而言，这些差异不但不意味着契约化变革可以完全取代身份传统，反而因为两者分别具有不同的特性而能够彼此互补。
对于学术职业而言，身份传统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首先，身份传统有助于学术职业获得稳定。身份制其实是一种超稳定的社会结构，能给拥有身份者以稳定的保障，而这种稳定对于探索未知、培养人才的学术人而言，至关重要。依赖这种超稳定结构，学术生活才能真正彰显出“简单、高贵、超脱”的特殊魅力。[25]即使与其他行业相比，其收入较低、进入的门槛更高，但这种借助身份制而具备的超稳定结构，仍能为进入学术场域者提供较高的职业满足感、使学术职业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其次，身份传统有助于学术职业彰显自身的精神信仰、构建自身的价值基础。不管是依附于教会而获得的神圣身份，还是依附于国家而形成的政治阶层身份，它都为学术职业借助特权保护及对学术资源、政治资源的控制，逐渐建构起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学术中立等难能可贵的精神传统，提供了必要的庇护。因此，身份传统尽管在学术生活中逐渐被边缘化，但远未终结，而且还须继续张扬其合理内核。
当然，在现代民主社会，身份传统确有其遭遇诟病之处。美国社会学家帕金认为，身份传统其实是一种“社会屏蔽”机制，它使多种社会集团按照程序获得某些资源的可能性限定在具备特定资格的小群体内部。这类程序的共同点是，选定民族、语言、社会出身、地域、宗教、教育程度等社会的或自然的属性作为排斥他人、形成社会屏蔽的理由。受社会屏蔽机制的影响，各种不同身份之间的差异明显，不同身份的社会成员分别获得差异化甚至等级化的资源、权利及发展机会。个人一旦获得某种社会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将终身拥有。屏蔽制度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个体的力量无法予以改变。国家、党派、政府等权威力量严格控制各种身份之间的差别和转换，身份也就成了人们获得某种职业和地位、享有相应的社会资源、取得相应的社会声望的前提条件。[26]对于学术职业而言，身份传统同样是“社会屏蔽机制”，且很早就开始发挥其作用。比如早在14世纪末，在波伦那大学，在帕多瓦，博士们(当时的大学教师)获得了一项特权，即他们的儿子能够、甚至必须被允许免费参加大学的各项考试。这种大学寡头政治“赋予大学人员一个真正的贵族特征：可继承性。”[27]
契约化变革，部分地矫正了身份传统的“社会屏蔽”倾向，保证了学术民主、强化了学术责任，能够较好地回应现代社会的价值诉求。但是，契约只能规定契约之内的事项，却无法防止、杜绝学术职业在契约外那些看似合法实际上并不合理的隐性渎职，契约不但无法保持并张扬，反而可能损害和削弱学术职业的神圣与崇高。学术职业，是一种典型的“良心活”。包括契约在内的任何外在干预和控制，都并不必然地导致学术生产力的提高和学术质量的提升；而学术人“出工不出力”的消极怠工，往往会无形地但也是根本地削减学术发展的动力。学术生活的内在性、自律性，决定了契约化变革对学术职业的正面影响相对有限，但因此而诱致的负面影响却可能至今也无法全面厘清。所以，即使是在学术职业契约化变革极为充分的美国，克拉克·克尔也高度重视身份传统留下的丰厚精神财富，呼唤学术职业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因为“要是人是天使，将不会需要政府。’同样，要是教授是天使，将不会需要道德规则。”[28]所以说，学术职业契约化变革的旨趣在于革除身份传统的弊端，但并不是亦不能完全斩断学术职业的身份传统。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三点结论。其一，“从身份到契约”，是近代以来人类社会的基本发展趋势；身份传统与契约化变革，是学术职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存在样态，是学术生活方式的两种不同选择；学术职业“从身份到契约”的变革，与人类社会通过“祛魅”而不断进化的历史进程存在逻辑上的一致性，有其不可阻挡的必然性。学术人在坚守身份特征、享受身份特权的同时，已被迫日益深入地接受学术契约的影响。
其二，高等教育的变革往往以“积淀”而非简单替换的方式前进。[29]在“从身份到契约”的变革大势下，学术职业的进化并不是简单地以契约化变革取代身份传统，而是从以身份特权为核心逐渐向以学术契约为核心转变；而且，由于身份传统和契约化变革在工作重心、学术人的地位特征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互补性，因此身份传统和契约化变革将在一定时期内“和而不同”地共存于学术生活之中，在学术生活的不同领域及不同层次和类型的院校中，分别发挥其主导作用。
其三，对于中国当前的改革而言，比如学术评价、学术晋升、学术奖励、学术资源分配改革以及具体的人事制度改革，单纯崇拜契约化变革，肯定会因“革命性流血”而酿成恶果；片面固守身份传统，则会因过度保守而丧失活力、面临责难。有鉴于此，中国学术生活的变革，须建构“身份+契约”的整合型发展模式，在兼顾身份传统与契约化变革的基础上，推动学术生活逐渐实现“从等级身份向职业身份”、“从特权化契约到平等型契约”的转换，并且，这个转换过程宜中庸勿偏激、宜稳健勿激进、宜综合平衡勿强求“片面的深刻”。如果能够理解这些观点，北京大学2003年的人事制度改革，也许就不会因为过度激进而先是闹得满城风雨[30]继而陷入步履维艰的境地最终流于妥协折中、删繁就简了。[31]
收稿日期：2012-02-16
作者介绍：陈伟，华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陈伟(1973－)，男，湖南邵阳人，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教育学博士，从事高等教育基本理论、比较高等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