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5月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INNERMONGOLIASOCIALSCIENCES
May.2009Vol.30 №.3
第30卷 第3期
刘易斯模型、劳动力价值与农民工工资决定
吴义刚
(安徽农业大学 经济贸易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36)
[摘要],我国非市场化
,农业劳动力价值低于农民工工资。此后,,由。当前,农业人均收入、农民工工资和农业劳。
[关键词];二元经济;劳动力价值;工资
[中图分类号]F249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5281(2009)0320102206
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一直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转移现象普遍适用的理论范式,但实践表明,该模型在一些关键性的结构点上与中国的情况相矛盾
[1]
劳动力价值的形成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客观上增加了农村人口转移问题的复杂性。要准确揭示我国农村人口转移的深层次原因,必须从这一具体实际出发。为此,本文将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基点,结合我国农民工二元生存形态的现实背景,分析农民工工资决定的深层次原因,并对相关现实问题进行解读。
。近年来,我国农村大多数地区的青
壮劳力已基本外出,从事农业生产的多为“3860”留守人员,农地抛荒现象较为普遍,甚至在部分地区还出现了大面积的“民工荒”,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刘易斯的预期拐点已出现?如果是,为何农民工真实工资水平没有上升①?对此,刘易斯模型很难给出一个更为合理的解释,而学者们对该模型进行的修正②也没有突破刘易斯的内在分析逻辑,其结论仍然远不能令人信服。此外,诸如农民工过度劳动、同工不同酬等现实问题,新古典框架下的刘易斯模型更是无从说明。
目前,我国城乡割裂的现实轮廓仍然十分清晰,农民工的职业变动与身份转换往往是分离的
[2]
一、刘易斯模型的马克思主义解读
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存在着大量处于隐形失业状态的人口,即农业过剩劳动力。当农业过剩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时,农业部门的产出并不会受到影响,而城市工业部门,只要提供略高于农业部门平均收入的工资水平,就能源源不断地从农村获得所需的任何数量
①参见《由对“刘易斯拐点”的争论引发的思考》,载《经济纵横》
,多数人处于二元的生存现状,其生存标准、
2007年第12期。
②参见包小忠《刘易斯模型与“民工荒”》,载《经济学家》2005年
3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06BJL014)的
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09201219
[作者简介]吴义刚,男,经济学博士,安徽农业大学经
济贸易学院讲师。
第4期;黄泰岩《“民工荒”对二元经济理论的修正》,载《经济学动态》200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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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劳动力,且这一工资水平将一直维持下去,直到农业过剩劳动力全部转移出去,刘易斯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劳动无限供给”。刘易斯认为,城市中工业部门为获得所需的劳动力所提供的实际工资水平的下限,是农业部门中劳动力维持自己和家庭最低生活水平的平均收入,即生存收入。考虑到(1)城市衣食住行等生活费用都比农村的高;(2)从农村转移到城市需要承受环境转变的心理成本;(3)工业部门生产力水平高及工会的作用,刘易斯推算,工业部门的实际工资水平比农业平均收入应该高30%左右(刘易斯在后期的文章中认为是50%)。如果我们将刘易斯所列的三个因素概括为迁移成本,只要实际工资水平等于(或大于)农业部门人均收入和迁移成本之和,劳动力转移就会发生。对于城市工业部门而言,条水平线①,如图
1所示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的所有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价值”
[3](P.194)
。
对于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而言,其生存和繁衍所需的一切生活资料的全部来自农业部门收入,且农业收入也仅仅能够满足其以较低的标准维系生存、养家糊口。因而,农业部门收入构成了农业劳动力价值的全部,农业部门的平均收入正好等于农业劳动力价值。而当农业部门劳动力流向城市工业部门后,其劳动力价值就不能再按农村生存标准计算,而应该等于城市衣食住行等生活费用,鉴,就。
,显然这是农业劳动力迁出的必要条件,符合等价交换原则。而刘易斯认为,城市中工业部门实际工资水平应该比农业平均收入高,并把原因归结为城市衣食住行等生活费用都比农村高等原因②,同样也符合工资决定于劳动力价值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
二、劳动力价值与农民工工资边界
刘易斯模型有一个潜在的假定,即农村和城市是完全割裂的,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和城市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各自生活在一个独立的生活圈内,来自城市部门的较高收入对农村人口的平均消费水平也没有多大影响,当然也就不会影响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价值的形成。而一旦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消费活动就完全发生在城市,其劳动力价值就应按城市的消费标准计算。当城市工业部门实际工资水
不难发现,作为新古典经济学一个重要理论分支,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却不自觉地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巧合”。马克思认为,商品总是“按照它们的价值或接近于它们的价值进行的交换的”定”
[3](P.74)
平等于农业部门的平均收入和劳动力迁移成本之和时,不仅能保证农民愿意迁移到城市就业,也可以避免劳动人口在工资差额激励下过多地涌入城市。
①参见刘易斯《二元经济论》,施伟等译,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而“每一种商品的价值都是由提供标
准质量的该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决
[3](P.196)
。劳动力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同任何
[3](P.193)
其他商品一样,劳动力价值也是由生产从而再生产这种特殊物品所必须的劳动时间决定的”
,
而“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可化为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或者说,劳动力的
年出版。
②我们认为,刘易斯给出的三个因素起主要作用的是(1),(2)、
(3)并不必然成为城市实际工资水平高的理由。转移到城市虽然需要承受环境转变的心理成本,但农村居民也有对城市生活的内在渴望;工业部门生产力水平高也并不是高工资的必然理由;而工会影响只能在价值规律内起作用,即便存在也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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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劳动力转移速度由城市中工业部门的需求决定,劳动力供求处于动态均衡中,实际工资水平等于劳动力价值,而不是围绕劳动力价值上下波动,且在这个既定的工资水平上将一直维持下去,直到农业过剩劳动力全部转移出去。从形式上看,刘易斯理论的实质似乎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完全一致。但必须指出,恰恰是这样一个潜在的假定使刘易斯模型过于简单化了。
如果转移出去的农村劳动力从城市部门获得较高收入,而把消费圈放在农村(或者是主要放到农村),客观上可以提升整个农村的平均生活水准,进而提升整个农村劳动力价值。假定农业部门的收入不变,则会出现农村劳动力价值高于农业部门的平均收入的现象。一旦农业部门劳动力价值高于农业部门的平均收入,资收入,的必然,逐步转移,。那么,人口迁移将不可能处于刘易斯均衡中,而农村转移到城市工业部门就业的劳动力实际工资水平也会因此复杂化。
首先,城市工业部门不再以城市生活消费标准计算的城市劳动力价值标准而是按农村生活消费标准计算的农村劳动力价值来确定工资。不仅如此,城市工业部门的工资标准还应该不等于劳动力价值。只要城市工业部门劳动力吸收能力低于农业部门劳动力的流出速度,就必然有一部分劳动力难以获得就业机会,从而竞争性机制会将农村劳动力在城市部门就业的工资水平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因此,农村劳动力价值只是城市工业部门向其支付工资的上限。当然,农业部门的平均收入应当是城市工业部门工资边界的下限,如果这一标准都不能维持,农村劳动力也就不可能转移。
也就是说,在城市工业部门中,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将在农业部门的平均收入和农业劳动力价值之间徘徊。究竟靠近两者的哪一端,取决于劳动力在城市部门的就业饱和度。事实上,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农村人口迁移明显具有这一特征。
马克思指出:“劳动力的发挥即劳动,耗费人的一定量的肌肉、神经、脑,等等,这些耗费必须得到重新补偿。劳动力所有者今天进行了劳动,他应明天也能够再在同样的经历和健康条件下重复同样的过程。因此,生活资料的总和应当足以使劳动者个体能够在正常生活状况下维持自己。”
[3](P.194)
“生
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总和,要包括工人的补充者即子女的生活资料,只有这样,这种特殊商品所有者的种族才能在商品市场上永远延续下去。”
[3](P.194)
“要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他获得一定
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而这就得花费或多[()
,农村劳动力:(1)农业劳动力及其家庭基本生活费用(主要指衣食及相关日常开支);(2)正常居住条件的拥有、维护和改善的费用;(3)子女教育费用;(4)家庭成员婚丧嫁娶费用;(5)生老病死的相关安置费用;(6)必要的社会往来与交际费用。对于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而言,其消费结构具有明显的二元特征,应当增加:(1)农民工在城市的基本生活费用;(2)农民工往返于城乡之间的迁徙费用。显然,农民工的消费结构是以农村为主的,考虑到农民工在城市的现实生存状态,在城市的基本生活费用也未必与农村有明显差别①,而且往返迁徙费用毕竟在整个消费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很小,因此,农民工的劳动力价值与农业劳动力价值并无明显区别②。
在过去30年里,我国农村劳动力价值一直是不断上升的。改革开放之初,农村劳动力价值相当低,当时整个农村处于严重贫困状态,农民的生存标准被限定在一个极低的标准上,生存和繁衍几乎成为农村生活的全部。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农民收入渠道开始逐步多元化,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崛起和农民大规模外出务工,农村的实际收入水平开始不断提高,农民长期受到抑制的改善衣食条件等正常需求初步显现出来,部分所谓“先富起
①参见吴敬秋《农民工生存状态及其改善:基于构建和谐社会角
三、农民工劳动力价值的构成及其变化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劳动力价值分为三个部分,即维持、延续和发展劳动力的生活资料价值。104
度的探讨》,载《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9
期。
②鉴于这一分析,在不引起歧义时,本文将不再刻意区分农民工
劳动力价值、农业劳动力价值和农村劳动力价值之间的差别。
来的”在外经商、务工人员形成示范效应和,农村基本生活消费的标准也不断提升,并由此直接推动了农村劳动力价值的上升。当然,鉴于中国农村长期养成的节衣缩食的传统,基本生活消费标准提升并不是农村劳动力价值上升的全部,甚至不是主要部分。
但农村实际收入水平的提高却给农民养家糊口带来了新的要求。首先,农民进城务工开阔了眼界,认识到教育程度差异是影响子女未来生存状态的主要成因,因而纷纷增加对子女教育的投资,在农村义务教育政策尚未完全落实的前提下,子女教育开支是多数家庭的主要经济负担之一①;其次,随着经济收入的普遍提高,农村的居住条件开始初步改善,其标准在子女婚姻嫁娶的攀比效应中不断提升,比重;再者,。当然,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冲击了农村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加上在城市就业不确定性影响下的失业预期,在社会保障不健全时,存钱防老、防失业成为农民配置其收入的重要方面。这些因素不仅是农民的劳动力价值构成的必然成分,甚至是其节节攀升的主要原因。毕竟子女教育、住房改善的支出标准一般不与个体收入水平挂钩,在多数情况下是一种外在的硬约束,成为多数农民生存压力的最主要原因。
多大影响。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城镇工业部门用工人数的不断增加,离土进厂和离乡进城人数越来越多,至1988年,农村非农就业人口达9545万人。一方面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出客观上提高了农业人均产出;另一方面,外出务工人员的打工收入也进一步拓宽了其家庭收入渠道,至1988年,工资性收入和非农经营性收入在农村居民中的收入比重从1982的26.4%提高到30.9%。此时,尽管农业人
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均有提高,但总体上农村人均收入提高更多,均收入(而农村人均收入均低,这一阶段城市工业部门(甚至略有上升),这一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末
到90年代初,由建筑业、乡镇企业以及沿海开放城市加工贸易业的普遍兴起而推向高潮。
至此,农村人均消费水平超出农业人均收入的速度越来越快,幅度越来越大,农业人口迫于生存的内在压力而到城市寻找就业机会的冲动越发强烈,而民营经济的壮大则大大提高了用工的市场化程度,此前大量存在的外出务工人员也在客观上降低了信息壁垒,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障碍基本解除,从此开始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业劳动力迁移,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短短的几年内就完成了刘易斯所谓的水平转移。至1998年,农村非农产业从业人员猛增到1.58亿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9.4%,20多年间净转移1.35亿人
[4](P.314)
四、农民工迁移的主要阶段及其特征
我国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初始状态是非市场化,计划体制下的城市工业部门使用民工通常参照城市的工资水平,并以一个较低的标准确定其工资,而由于这时农村平均收入水平极低,这个明显低于城市平均水平的工资标准却比农村劳动力价值高得多。统计数据显示,1982年全国职工平均货币工资为826元,因此,城市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对农村劳动力有极大的吸引力,但这种非市场化的用工渠道往往多以亲缘关系、朋友关系为途径,而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城市工业部门获得农村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发现就业机会一样,均存在较高的搜寻成本。因此,这种模式的劳动力转移对农村多数人是没有意义的,其本身对农村社会并没有
。
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不仅农村剩余劳动力已全部转移出去,农业总收入也开始不断降低,农业收入对农民纯收入增长的贡献度开始下降,如1997年比上年降低了20%。农村各地耕地抛荒、
留守人员“3860”现象普遍出现。同时,由于农村劳动力转移过快,超出了城市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使得城市的就业机会变得稀缺,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竞争愈发激烈。而市场在宏观上供过于求的大背景下,农民工工资迅速向农民工的劳动力价值逼近,直至低于劳动力价值。
①参见王德文《中国农村义务教育:现状、问题和出路》,载《中国
农村经济》2003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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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中国近30年来的农民劳动力人口迁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5]
资水平并界定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但仍明显高于农业收入水平。此时,农业人均收入逐步上升,但农业人均收入的上升速度低于农业劳动力价值上升速度。整体上表现为农业人均收入低于农业劳动力价值,而农业劳动力价值低于农民工工资。客观地说,这一阶段的人口迁移最接近刘易斯在二元经济模型中描述的形态
。
,如图2所示。
第一,非市场化阶段(1979～1988年)。这一阶段我国城乡流动就业管理制度开始松动,从严格控制向允许流动转变,农村劳动力迁移主要表现为速度较慢、规模有限,与城市工业部门提供的就业机会大致相当,农民工工资水平参照城镇居民的工
第二,大规模迁移阶段(1989～2000年)。这个阶段农村劳动力迁移时间短、速度快、规模大,具有一定的盲目性,且迁移速度超过城市工业部门的就业机会增长速度。农业人均收入经历初始时期的收入急速上升后,很快越过拐点,农业总收入开始逐步下降,直至稳定于一个较低的水平①。而农村人口的平均生活水准则在初期随着农业人均收入一起经历了一个急速上升阶段后,以一定的惯性缓慢上升②。与此同时,供过于求的就业市场态势则迅速将非市场化形态下高于农业劳动力价值的工资水平,向下不断挤压,直至其低于农业劳动力价值③。这一阶段,农业人均收入、农业劳动力价值、农民工工资三者之间位置的相对变化,是今天农民工问题中很多令人费解现象存在的主因。
第三,就业过度竞争阶段(2000年～现在)。目前,有关农村劳动力迁移总体态势是:(1)农民由从农村向城市单向迁移过渡到城乡间双向迁移,农民工总数略有增加,但已越过高峰期进入相对平106
缓阶段,而新增农民工主要是那些向往城市生活方
式的年轻人。(2)城市农民工就业市场总体供过于求,农业人均收入、农民工劳动力价值、农民工工资三者相对稳定,农民工工资低于农民工劳动力价值,高于农业人均收入。其中,农民工劳动力价值稳定中略有上升,农民工工资、农业人均收入则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
五、农民工问题的现状及解读
我们认为,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不适用于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实。如果按照刘易斯的说
①如果不考虑农业劳动力素质变化这一客观存在的因素,农业
生产应该进入边际生产力递增时代。
②上升的主要原因是从早期的日常消费水平提高转向子女上
学、住房条件改善等方面。③参见肖延方《马克思劳动力价值理论和农民工工资》,载《当代
经济研究》2007年第8期。
法,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出去就意味着二元经济拐点的到来,那么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就已经发生这种情况。当前,农村绝大多数青壮劳力已基本外出,耕地抛荒较为普遍,农业总收入下降,局部地区甚至出现边际收入递增现象,但这并不是农民工的工资普遍上涨的必然理由。我国的农民工转移不是随城市工业部门劳动力需求变化的渐进转移,而是由农民现实的生存压力推动的,是农业人均收入低于农业劳动力价值时,广大农业劳动力迫于生活的无奈选择。劳动力迁移的时间短、速度快、规模大,直接导致了城市农民工就业市场总体供过于求,在这种情形下,预期农民工的工资普遍上涨,显然过于天真。
事实上,2004年前后,出现的民工短缺现象,“逆转移”。于其劳动力价值,入,部分农民工选择返乡种地,那些靠低工资维持生存的低效益企业出现民工荒也就理所当然了。但对于多数农民工而言,尽管其工资水平普遍低于农业劳动力价值,他们仍然选择留在城市。毕竟城市工业部门的总体工资水平还是高于农业人均收入的。同样,由于农民工工资普遍低于其劳动力价值,靠正常工资收入已难以维生,即便在劳动条件恶劣、工资水平较低、超时加班等过度劳动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的情况下,农民工仍旧选择留在城市也就不足为奇了。
总体上看,农民工二元生存形态是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现象复杂化的根源,而农业人均收入低于农业劳动力价值则是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规律有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原因。当然,以上分析的前提条件是我国农民工典型的二元生存状态,这种分析是不适用城市居民的。在我国,城镇和农村的劳动力价值显然是不相等的,某些对农村劳动力很具吸引力的工资水平,对于城镇劳动力而言,他们宁愿选择失业,而城镇相比农村而言,完善得多的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差异。也就是说,,这不是市场[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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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暴雅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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