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走进孔子的教育世界

　　今天，如果有人拿是否“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这样的问题来问孔子，他会如何回答呢？我们不得而知。孔子是一个很注重说话场合和对象的人。我们只能大致从他说过的话里推测，他应该是否定的。因为，在孔子看来，“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在另一个场合，他还说过这样的话：“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按北大教授李零的话说，这就是把人分成了三品：上智、中人、下愚――除却中人，上智和下愚的人都是不用教，或者教不好的。 　　就这两句话，五四以来，为孔子招来不少骂名。有人说他将人分三六九等，有人说他这是为奴隶制招魂，诬蔑劳动人民只懂“油盐酱醋柴”，及至今日，当专家谈及“全纳教育”，仍会将孔子的这两句话拿出来做反面素材。 　　可是，有心的读者难免会产生怀疑。孔子不是也说过“有教无类”吗？不是也说过“自行束�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吗？ 　　要进入真实的孔子教育世界，我们首先要对孔子“上智”“中人”“下愚”的分法做一些考证，采取就近取义的原则，在被认为记载孔子言论最可靠的《论语》中寻找线索是最可行的办法。 　　《论语・季氏》载：“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者，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结合“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一语可知，“生而知之者”为“上智”无疑，而“困而不学者”，当然也就是“下愚”了。 　　那么，谁是“生而知之”的“上智”者呢？ 　　《论语》一书中，孔子最推崇尧、舜。可对于尧，孔子认为是“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尧的伟大是依天道而习得；对于舜，孔子认为“舜好问而好察迩言”，是因为好问、好学才成为智者。至于孔子本人，当子贡称赞他“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孔子回答：“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断然否定自己是“生而知之者”。遍观《论语》，不仅没有任何一处言及谁是“生而知之者”，甚至孔子本人对“生而知之”还有一定程度上否定的倾向。 　　看来，在孔子眼中，所谓“生而知之者”，就像“鬼神”一样，只是一个可以“敬而远之”的伪命题。 　　那谁又是“困而不学”的“下愚”者呢？ 　　宰予好像是。《论语・公冶长》载：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在孔子眼里，宰予是“巧言令色，鲜以仁”的家伙，正是该“困而学之”的对象，可他居然白天睡大觉！ 　　可是，对这个“困而不学”的“下愚”学生，孔子并未放弃教育，《论语・阳货》《论语・雍也》中都可见孔子对宰予的教导，哪怕这个顽劣的宰予提出“井里有仁，好仁的人会不会跳到井里去求仁”这种故意挑衅的问题，孔子也能心平气和地加以解答。何况，对宰予的责骂，又何尝不是一种教育呢？ 　　事实证明，在孔子去世后，宰予与子贡等人一起成为孔门最坚定的捍卫者，而后世更将他列入孔门十哲，论及对孔门的贡献，还在颜回之上。 　　互乡童子看来也像是个“下愚”的人。连弟子们都对孔子接见、教诲这样一个人表示不解，可孔子说：“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论语・述而》）意思是说，一个人只要有上进之心，就应该鼓励，忘掉他过往的行为，不要让他甘于自弃。 　　原来，在孔子眼里，只要有学习的意愿，只要有上进之心，就是可以教育的对象，就有“移”的希望，哪怕这个人看来是如此的愚钝、顽固，哪怕这种意愿和求进之心显现得是多么幽微、隐晦。 　　由此，在那个官学下沉，私学初艾的时代，孔子事实上扩大了教育的对象，这基于他对人性基本的认识：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 　　这句话，可以视作整个孔子教育思想的出发点。整部《论语》，孔子论“性”的，只有这一句。 　　可一不小心，孔子就给后世留下了一道千年难解之谜。如何解读孔子眼中的“性”，两千年以降，从孟子到荀子，从扬雄到董仲舒，再到宋儒，“道性善”，“人之性恶”，“人之性也，善恶混”，“天命之性”，“气质之性”，千载之下，聚讼纷纷。 　　孔子本人大概对这样玄之又玄的话题是不感兴趣的。所以，子贡才会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因为这些通通不在孔子的头脑里，对于一个时刻思考着如何以教育来重建社会秩序的人来说，孔子所关注的，是对人之“生性”与教育的关系： 　　人们本来的才性，是相近的；因为教育和环境的不同，人和人的品格渐渐相远。（毛子水：《今注今译》） 　　无论人的本性如何，这个本性会因教育而移易，从而呈现出不同的生命状态。或者，对于作为教育者的孔子看来，人的这种与生俱来的“可教育性”才是人最重要的第一“性”，而这种“可教育性”对人的后天造就，超越了人之天生善、恶、愚、智的分野。 　　可是，这未免太理想主义吧。这不就是今天“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的翻版吗？ 　　如果说，孔子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直接回应了“没有教不好的学生”这一关于“师德”的命题；那么，作为一个教育的身体力行者，他所更为关注的，则是“只有不会教的老师”，这一关于“师范”的命题。 　　那在孔子看来，怎样才是“会教”的老师呢？ 　　在弄清楚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对孔子教育世界里的“教”的涵义做个厘清。 　　教，《说文》解为“上所施，下所效也”。通常把“上所施”解释为教，把“下所效”解释为学。也就是说教者以身示范，学者效仿而为。“君子有教，则人皆可以复于善。”教育是否成功，首先系于教师是不是“君子”，强调的是教育者本人的思想、言行、观念对受教育者生命成长过程的关键影响。 　　在此基础上，孔子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先“修己”而后方能“修人”，这一“立”一“达”，按今天的话来说，类似于教师的自身修养和专业成长。 　　关于为师者的“修己”之道，《论语》中所记极为庞杂，但归纳起来，大体有三个方面： 　　其一，学习。所谓“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这是做一个合格老师的第一要务。只有“学而不厌”，才能“诲人不倦”。孔子从来不承认自己是“圣人”，甚至不认为自己是个有智慧的人，唯一肯定的，是自己的“好学”，“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孔子本人，从“十五志于学”至“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转益多师，不耻下问，教学相长，正是终身自我教育的力行者。 　　其二，做人。人生而群，如果各依自己的欲望、私情发展，必然发生争斗、倾轧。孔子据此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在同理心的基础上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节制。孔子给人提意见，颇注意观颜察时，点到即止，止于所当止，既及时指出问题，又不使自己和谈话对象陷入尴尬；同时，孔子发现别人优点，必及时予以肯定（“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论语・述而》）。像这样平实而真确的处世智慧，在《论语》中极多，黑格尔讥之不够哲学，然实用理性正是中国哲学的精义所在，它着眼于解决人的现实问题和困惑。惟“理论是灰色的，但生活之树常青”。 　　其三，生活。孔子绝非今日那种“呕心沥血”“积劳成疾”之经典教师形象，闲下来的孔子“申申如也，夭夭如也”，安适舒和；他极富审美情趣，热爱诗歌，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他喜欢钓鱼和狩猎，但“钓而不纲，弋不射宿”，绝不过度；孔子特重生活品质，“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肉割得不正不食，配的酱料不对也不食，对主食和肉食的搭配，以及食材的新鲜也有着严格的要求。 　　今日，有好事者将教师列入心理健康的高危职业，这其中固然有教育行业内外压力加剧的现实因素，可是身体毕竟是自己的，我们是否能从孔子的生活志趣中得到一些启发呢？ 　　这是孔子教育世界中的“师范”部分，其后我们还将设专章深入探讨。 　　有了“师德”的思想准备，有了“师范”的身体力行，是否就意味着好的教育呢？ 　　教育究其根本是一种知识、观念的传递、引导过程。但这种传递和引导过程绝非像“从一个杯子向另一个杯子倒水”那样容易，因为受教育者不是冰冷的水杯，而是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有温度的人，当他们的思想、情感、意志尚未做好接受外部信息的准备时，强自给他们灌输某种思想、观念、知识，是不易为他们所接受的，甚而产生厌恶、抵触。教育者必须敏锐把握受教育者在接受教育过程中情感和意志的变化，以最佳时机介入、实施教育，方可取得好的教育效果。 　　这种对教育契机的把握，也就是《论语》中所说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也就是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孔子式“启发式教学”。 　　同时，受教育者是带着先天或后天形成的智能、品性、价值差异而来，它决定了教育人的方式方法不能千篇一律，一种模式。它必须清楚地辨析被教育者的认识水平和个体差异，“这个必须这样去对付，那个又必须那样去对付，同样的方法是不能够用在所有的人身上的”（夸美纽斯《大教学论》），唯此，才能开启不同人的心扉，有效地完成教育过程。 　　这种对个性化教育的自觉追求，早在中国教育刚刚萌发时，便已初现端倪，这就是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孔子的“因材施教”。 　　我们将属于孔子教育方法论的这个部分，归之为“师法”，后面，我们还将对这一部分作进一步的辨析，并期待在与当今教育现实的“如切如磋”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发。 　　至此，我们可以对孔子的教育世界做一个看来也许过分简单，却尽量清晰地描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