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卷第3期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Vol．26No．3May 2009
2009年5月Journal of Shenzhen University (Humanities＆Social Sciences)
百年汉语外来词研究热点述要
曹莉亚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310018）
摘要：外来词是汉语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外来文化的负载者，一直受到学者们的普遍关注与重视。百年以来，汉语外来词研究的热点问题主要集中在外来词的性质、分类、来源以及规范化等四个方面。文章拟对这些热点问题百年来各家各派的代表性学术成就进行梳理、归纳与评述，以理清脉络，概述真貌，为汉语外来词研究的深入发展提供一个全面系统而坚实可靠的研究平台。
关键词：外来词；性质；分类；来源；规范化中图分类号：H 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 （2009）03-0116-09
炎，1902）①，“借用语”（胡以鲁，1914[9]），“借字”(罗常培，1950[10]) ，“外来词”（1957）②，“借词”（1957）③，“借语”(赵元任，1970[11]) ，“外来概念词”（1993），“外来影响词”（1995），“外源词”(钟吉娅，2003[12]) 等等。1993年香港中国语文学会词库工作组提出的“外来概念词”[13]、1995年黄河清[14]与史有为[15]提出的“外来影响词”，开拓了汉语外来词研究的新视野，使意译词和日语借形词在汉语外来词研究中的价值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重大的意义。这两个新术语得到了陈建民（1993）[16]、宋玉琨（1993）[17]、孙力平（1993）[18]、田惠刚（1993）[19]、叶景烈（1996）[20]、吴世雄（1997）[21]等众多学者的响应，从而引发了语言学界对于众多外来词术语的深入而持久的讨论，一时间成为学者关注的热点，论说纷纭，各家并起。这场探讨热，一直持续到1997年，使外来词性质的研究，从自发而进入了一个自觉的新阶段。
纵观百年来的汉语外来词研究史，最为通用的名称术语系统主要是由外来词、外来语、借词这三者组成。有人曾分别以其为篇名项，对“中国知网”的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进行检索，发现“标题中使用‘外来词’的论文最多（368篇），使用‘借词’（254篇）和
外来词的名称术语繁多，主要有“外来语”（章太
‘外来语’（284篇）的文章数目相差不多”[22]。以上统
外来词是汉语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外来文化的负载者，研究外来词，不但可以了解其在汉语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而且有助于探究汉族发展史上民族交往与文化交流的状况。百年以来，外来词一直受到学者们的普遍关注与重视，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周荐（1995[1]、2006[2]、2007[3]）、张金梅（1996）[4]、高燕（2002）[5]、郭剑英（2003）[6]、向荣（2005）[7]等都曾对此进行过总结。但我们发现，这些总结从宏观方面来说还不够全面，缺乏一定的系统性；从微观方面来说，有些认识则较为模糊，有些结论值得商榷。这样，对于汉语外来词研究的深入发展，我们仍然缺乏一个全面系统而坚实可靠的平台。
“现代意义上的外来词研究大凡有十端”[8]（前
言，P3），贯穿百年的汉语外来词研究热点问题主要
集中在外来词的性质、分类、来源以及规范化等四个方面。文章拟对这些热点问题百年来各家各派的代表性学术成就进行全面梳理、归纳与评述，以理清脉络，概述真貌，供各位研究者参考。
一、外来词的性质
收稿日期：2008-03-10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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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显示，沿袭于“外来语”的“外来词”是一个受到较多研究者使用的主打名称术语。本文的研究亦以“外来词”名之。
“语言学界尚未对汉语外来词的定义取得一致
的意见”[23]（P29）。概言之，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外来词是从纯语言学的角度以词的语音形式为绝对标准给外来词所下的定义；广义外来词则是突破传统语言学的束缚，从词的来源出发，同时从语言和文化两个层面对外来词加以透视所下的定义。两者的主要分歧在于对意译词和日语外来词的看法方面。
狭义外来词。代表者有高名凯、刘正埮（1958）[24]，陈忠（1963）[25]，符淮清（1985）[26]，王力（1993）[27]，伍铁平（1993）[28]，俞忠鑫（1996）[29]等④。他们大致都是从词是音义结合的语言单位这一基本理论出发，认为必须是“把外语中具有非本语言所有的意义的词连音带义搬到本语言里来，这种词才是外来词”[24]
（P8）。在音与义两个要素中，更是特别强调将音作为
的译借方式。按前两种标准来进行分类，大家意见较为一致，似乎不会因为分类细则的不具体而得出各不相同的结论。第三种分类法最为通行，但问题却最多。根据译借方式，外来词可分为音译词（包括纯音译词、音译加注词、半音译半意译词、音译兼意译词等）、意译词⑤和借形词三大类。“意译词归类的分歧形成于五十年代以来, 借形词归类的分歧形成于八十年代以来”[33]（P12）。音译词是外来词似乎理所当然，而语言学界对于意译词和借形词的归属问题一直众说纷纭，几度反复。
意译词，“是指那些从其他民族语言里由意义上翻译过来的语词”[34]（P69）。意译词的归属是近百年来汉语外来词研究关注最多的一个问题。肯定论代表者有胡行之（1936）[35]，罗常培（1950）[10]，郑奠（1956）[36]，潘允中（1957）[37]，周定一（1962）[38]，丁证霖（1977）[39]，陈原（1979）[40]，许威汉（1992）[41]，香港中国语文学会词库工作组（1993）[13]，黄河清（1995）[14]，吴世雄（1995）[23]，贺文照（2000）[42]，贺又宁（2001）[43]，郭伏良（2001）[31]，邹嘉彦、游汝杰（2001）[44]，吴思聪（2003）[45]，林美玲（2003）[46]，姜明磊（2003）[47]等。否定论代表者有陈望道（1934、1940[48]）⑥，高名凯、刘正埮（1958）[24]，陈法卫（1958）[34]，刘喜印（1958）[49]，高子荣、张应德（1958）[50]，陈忠（1963）[25]，叶蜚声、徐通锵（1981）[51]，武占坤、王勤（1983）[52]，符淮清（1985）[26]，刘叔新（1990）[53]，王力（1993）[27]，王铁昆（1993）[54]，杨世铁、张守娥（1995）[55]等。另者，有不少学者游移折中在是非之间，持稳妥之论⑦，代表者有吕叔湘（1941）[56]，孙常叙（1956）[57]，张世禄（1957）[58]，张清源（1957）[59]，赵怿伯（1958）[60]，持平（1961）[61]，孙延璋（1984）[62]，梁晓虹（1994）[63]等⑧。
据陈忠（1963）研究，1958年以前出版的现代汉语教材⑨和谈到汉语外来词的论著一般都将意译词看作外来词，1958年，《中国语文》杂志开展关于意译词归属问题的著名论争，否定论一度在学术界占了上风。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有学者重倡意译词是外来词观。针对意译词不是外来词观者所强调的外来词必须是“音与义都借自外语的词”[51]
（P212），而且音与义比较而言，音更是一个词是否外
一个词是否外来的取舍标志，“即音译词，才是严格意义上的借词”[28]（P237）。狭义外来词的定义，以语音形式作为绝对标志，将外来词的疆域外围画出了一条明白无误的边界线，使外来词的范围清楚明白，不再模糊含混。但这样也就把外来词几乎等同于音译词，而将意译词、借形词全部排除在外，太过简单与武断，不利于对汉语外来词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
广义外来词。代表者有罗常培（1950）[10]，葛本仪（1975）[30]，香港中国语文学会词库工作组（1993）[13]，黄河清（1995）[14]，吴世雄（1995）[23]，郭伏良（2001）[31]，杨锡彭（2007）[32]等。他们给外来词下定义时表述方式或许有些差异，但基本上都是从词的来源出发，认为“外来词就是指从外国或本国其他民族语言中吸收来的”[30]（P67）或“受外来影响”[14]（P16）的一些词。“只要一个汉语词语的音、形、义中有一个是从其他民族的语言中借用来的，那么这个词语就可以被看作是‘外来词’”[23]（P28）。即音译词、意译词和借形词都是外来词。广义外来词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未能精确概括出外来词的本质特征，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但是将意译词和借形词纳入汉语外来词的研究视野，有着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代表了汉语外来词研究的发展方向———这也是本文的研究对象。
来的标志，只借义不借音的意译词不属于外来词，他们坚持“词义才是词的本质”[45]（P102），“意义层面是判断意译词归属的核心。……一个词，只要其词义是外来的就可以称为外来词”[46]（P18）；强调外来词的来源，认为“词源是外来词最基本的一个因素，是最底。，二、外来词的分类
汉语外来词的分类标准主要有三种：一是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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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源”[43]（P103），“只要是随着民族接触交往，受到外语影响而产生的新词都应属外来词”[31]（P27）；主张“以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借词，不仅以语言学的视野而且也以社会和文化的视野来研究来自外语的词汇，不管它是语音上的借用或是语义上的借用”[44]
（P167-168）。
或相近, 这些词就不能作为借形词, 而应看作是本民族传承词”[66]（P74），这是从历时语言学角度对其进行细致区分，剖析颇为精到。
新理论的借鉴与利用能解决汉语外来词研究中的一些实际问题，并在某些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1995年，源于国外的认知心理学的原型范畴理论首
次创见性地运用于汉语词类研究，后来有吴传飞[33]
（P12-14）、史有为[81]（P28）、李彦洁[22]（P25）等利用认知
借形词⑩，又称“形译词”（张永言，1982）[64]，“词形借词”（马西尼，1997）[65]，“通过搬用文字书写形式借入的外来词，一般叫借形词”[32]（P144）。严格说来，20世纪80年代以前，借形词指的就是“连形带义”[64]（P96）从日语中搬到汉语中来的词，“借形词同日源词也就成了同指词”[66]（P73）。1958年《中国语文》，20世纪90年代香港《词库建设通讯》先后就日源借词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借形词的归属，是外来词研究的又一个热点问题。肯定论代表者有陈望道（1934，1940）
[48]
心理学的原型范畴理论与模糊数学理论，从人类的认识规律出发，有力地解释汉语外来词范围争论的必然性，“在外来词的类别处理上采用柔性的方法，承认并允许切分中存在着某种临界或过渡的状态。这较以前是一明显的突破和进步”[3]（P19）。
三、外来词的来源
考源是汉语外来词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也是汉语外来词研究的主流方向，“看到一个外来词，人们最关心的还是要弄清楚这个词从何而来，原来的意思是什么，通过什么途径和经历怎样的过程才变成今天的形式”[82]（P45），这“始终是一项综合性的高难度工作”[78]（P205）。对于这个热点与难点的研究，百年来我们走过了一条由自发到自觉、从粗放到集约的发展之路。
开汉语外来词词源研究之滥觞的并非语言学家，而是历史文化学家。20世纪上半叶，他们运用历史比较法、译音对勘法等语言学研究方法，主要从历史文化角度对古代外来的人名、物名、地名等进行探源。据史有为（2000）[78]（P205-206）总结，美国劳费尔（1919）对经西域进入中原的中亚植物、矿物名称的考证，法国伯希和、马司帛洛、沙畹、列维等对见于中国典籍的西域南海的物名和地名的探源，日本白鸟库吉、羽田亨对匈奴民族中名号、突厥名物的考证，织田得能、望月信亨寻访汇集佛教用语的原语形式。国内有陈垣(1928)对伊斯兰教及其教徒在中国的名称的梳理考证，冯承钧（1930）对西域地名的考证与汇释，冯家昇（1937）、徐复（1945）、岑仲勉（1948）对匈奴语来源外来词、匈奴皇后（或君主正妻）名号的读音、汉初匈奴单于冒顿其名的考源，韩儒林(1940)对早期突厥官名之词源考证。这些自发的考证，总体来说还只是历史学、民族学等领域研究的附属品。
语言学家自觉进行汉语外来词的词源研究，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首先，他们在梳理前贤们考证。
，胡行之（1936）
11
[35]
，孙常叙（1956）
[57]
，
王立达（1958）[67]，高名凯、刘正谈（1958）[24]，周祖谟（1959）[68]，张永言（1982）[64]，武占坤、王勤（1983）[52]，符淮清（1985）[26]，陈原（1979）[40]，岑麟祥（1990）[69]，许威汉（1992）[41]，周玉琨（1998）[70]，潘文国（1999）[71]，罗聿言（2000）[72]等。否定论代表者有王力（1957[73]、
1993[27]），黄智显（1988）[74]，俞忠鑫（1996）[29]等。区别
对待说代表者有郑奠（1958）[75]，张应德（1958）[76]，陈忠（1963）[25]，史有为（1991[77]、2000[78]），王珏（1992）[79]，（马西尼，1997）[65]，吴传飞（1999）[33]，曹炜（2004）[66]等。
否定论者，是狭义外来词观的代表，坚持“汉语外来词只限于音译词”[29]（P26）的绝对形式标准，认为借形词“没有借用日语原来的读音，只是借用日语中的汉字而已”[27]（P159），所以无论是“革命、经济”类还是“干部、积极”类，“都不应该称为日源外来词”，而是“应该说仍然是汉语词”[29]（P27）。以王立达为代表的肯定论者着眼于词的来源，认为辨别汉语词汇里日语借词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看它们首先是由日本人创制使用的还是由中国人创制使用的”[80]。较之否定论者，这更合语言事实，但仍然是把问题简单化了。中日文化交流历史悠久，语汇相互借用的情况错综复杂，而近现代以来日语词汇本身受西方语言的影响很大，日源借形词的情形就显得更为特殊和复杂，不能简单待之，“不能搞一刀切, 要区别对待”[66]
（P73）。马西尼把日语的词形借词分成“原语借词和
回归借词两种”12，把借形词的研究引向深入；曹炜认为，日源词如果只出现在日语和现代汉语中而不见于古代汉语中, 基本可以认定是借形词；但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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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允中（1957[37]、1989[83]）系统探讨古今汉语外来词的来源，尤其对上古来自匈奴语、西域语的外来词考证翔实，注重辨析，文献材料充分。史有为（1991[77]、
同年，高名凯、刘正埮在《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一书中对于日源外来词作了“全面的搜集和编组，共获
459词”[100]（P466），但邵荣芬（1958）[101]随即撰文指出
其在日语外来词词源考证上的诸多错误。1984年，《汉语外来词典》对日语外来词“作了一次空前规模的汇集与诠释”[100]（P491），“标明源于日语的汉字词
2004[8]）全面搜集整理已有的研究成果，梳理出近3000条汉语外来词，对其进行详细可靠的渊源考
证，尤以古代外来词的词源考证精细见长。《汉语外来词词典》（1984）[84]参考众家词源考证成果，收录古今汉语外来词万余条，语源详尽，除了标明外来词的直接词源外，还列出了大多数条目的间接词源，并对其初见形式进行了考订，在汉语外来词词源探究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其后，语言学家们特别注重从文化层面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多角度、全方位地探求汉语外来词语源。罗常培的《语言与文化》（1950）[10]虽只考察了近代以前的汉语外来词12例，但他却开创了文化语言学研究的一代学风。张清常（1958）[85]
（P7）认为“胡同”可能借自蒙古语的“水井”，同时照
887条”[100]（P490）13，朱京伟（1994）[102]、刘禾（2002）[103]
等对其进行过进一步的梳理、排查、考证。马西尼（1997）在《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中特别对日中之间词汇的交流和借贷关系进行了详细可靠的探索，纠正了个别“日语借词”的习以为常的错误观念，比如“法律”和“方程”都是汉语本族词，而不是日语借词[65]（P206）。黄兴涛（1999）[104]则对马西尼这本好评如潮的专著进行了严格的学术批评，指出其诸多日语外来词的词源考证需要进行程度不同的修订。另外，谭汝谦、林启彦（1983）[105]在中译本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列出“中国人承认来自日语的现代汉语词汇一览表”，共得日源外来词844个。沈国威（1994）[106]《近代日中语汇交流史》中陈列了六个一览表，提供了日源外来词的系统资料。日源外来词的研究，一时蔚为大观。
最近，冯天瑜（2004）的《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一书系统地描述了清末民初来自西方的新词语在中日两国之间的流动，把共时语词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和互勘作为一种本体和方法来对待, 在方法论上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那斯图（1991）[86]、方龄贵（1991）[87]、周汝昌（1991）[88]等也积极参与探讨，最终不仅发现蒙古语“井”跟汉语“胡同”之间存在着合乎规律的语音对应现象，而且综合考虑社会、历史、地理、文化等多方面的关系，确凿无疑地论证了“胡同”的直接语源为蒙古语“水井”。张永言（1983、1988）[89]利用古代训诂材料结合审音勘同之学考出“轻吕”应是载籍所见汉语里最早的一个突厥语借词，“沐猴”中的“沐”为藏缅语成分
muk/mjuk。周振鹤、游汝杰（1986）[90]从历史比较语言
学出发，结合植物栽培史和考古发现，证明“谷”、“禾”二字可能均来自壮侗语族之语言。岑仲勉（1961）[91]、喻捷（1994）[92]对汉语中的突厥语词的考证；舒肖（1983）[93]、梁晓虹（1994）[63]对源于佛教的外来词的考察；胡增溢（1989）
[94]
四、外来词的规范化
每一个外来词的引进，都是各个表述者在使用某一个特定外来词时的个体自发行为，没有一个如同对外来货品进行监查的海关机构对它进行统一的管理，没有多少官方或学术理性。因而，其广泛吸收与利用，有利于汉语词汇和汉民族语言的丰富和发展，也存在着吸收泛滥与使用混乱从而造成语言污染的问题。外来词的规范化关乎汉语的纯正与健康发展。
、赵杰（1993）
[95]
对来自
满语的外来词的考释；方龄贵（1991[86]、2001[96]）对古典戏曲中蒙古语借词的考证；尉迟治平（1995）[97]对“飞廉”（风）的考释；等等。1993年，香港中国语文学会创办《词库建设通讯》，建立“汉语外来概念词词库”，2001年在此基础上出版《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98]，收词5275条，主要通过例证揭示近现代汉语外来词的语源，尽可能给出早期书证，甚至是首见书证，并力求标出相应的年份，使汉语外来词的词源研究不断走向系统化、科学化。
和汉语“有杯中糖茶交融之感”[99]（P137）的日源外来词，一直都是汉语外来词探源的难点。1958年，王立达在《现代汉语中从日语借来的词汇》一文中对日语来源的外来词作了具有开创意义的系统考察，。
20世纪上半叶，外来词规范化工作多在科学术
语、人名、地名汉译等方面进行，直接为翻译服务。
1909年，清政府设立以严复为总纂的编订名词馆，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审定学术名词的官方负责人以及官方机构”[78]（P219）。1919年成立了科学名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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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制定《国外人名地名汉译公约》，1932年在南京成立国立编译馆，该馆1933年编《化学命名原则》，“至
告诉我们，在外来词的规范上，不存在一刀切的界线或标准，“‘柔性规范’应该是较为妥善的原则”[78]
（P195）。其次，外来词规范化的研究向细致化专门化
1949年，已经陆续编定各种术语规范约50种，加上
其他机构制定的，共出版自然科学术语集160种”[78]
（P219-220）。这些机构和规范原则的建立，使翻译外
方向发展。代表者有周定国（1994）[116]，徐学会（2003）[117]，冯寿忠（2003）[118]，周亚祥、张侃、吴美荣（2004）[119]，李慧玲（2006）[120]。他们分别对商品及公司译名的规范问题、外来词在报刊中的使用与规范问题、英语外来词规范问题、外来词用字（或字母）的读音规范、非汉字词的使用与规范问题等提出规范原则和规范方法。再次，重视与港澳台地区外来词规范的统一，研究视野更加开阔。李乐毅（1990）[121]，张德鑫（1993）[122]，杨华、蒋可心（1995）[111]，苟芳琴（2004）[123]等学者呼吁开展大陆与港澳台地区的学术交流, 在外来词规范问题上达成共识，以期吸收外来词时不同地区使用同一个标准。香港中国语文学会（1993），建立了“外来概念词词库”，将近现代所出现的、以一词多译名形式当今流行于各地的或者译名有争议的汉语外来概念词进行研究、整理，输入电脑储存，为汉语外来词的规范和统一提供了资料基础。台湾也在清除两岸译名的差异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姚荣松（1992）[124]，竺家宁（1996）[125]等学者提出新旧译名更替及音译和意译选择的原则，分析比较两岸外来词的异同，为未来两岸词汇术语的整合规范提供参考。
外来词持续不断的进入，其吸收和使用的研究也就必须与时俱进。时至今日，语言学家们的深入研究为解决外来词的规范问题提供了有效途径，也为国家外来词规范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但是如何把已有的规范化成果在社会上加以推广，如何面对外来词规范方面不断出现的新问题，理出一些更好的可以制度化、经常化的理论原则，进行定量定性等多维的科学方法探讨，仍然还需要各方面尤其是语言学者们的坚持不懈的努力。注：
①1902年首次由章太炎引用这一名称。转见史有为（2000）：
11。使用代表者还有陈望道（1934、1940），胡行之（1936），
吕叔湘（1941）等。
文著作中的同类外来名词在全国实现统一化。
外来词的规范化研究真正成为一门学问，是上世纪50年代以后的事。1955年10月，“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召开，这是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有关语言问题的学术会议，集中了全国各地的语言学家以及相关的各界代表，对有关现代汉语规范的各种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外来词的规范化问题也受到高度重视。其后，高名凯、刘正埮（1958）在概括出吸收和运用外来词一般规律的基础上，分析了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所存分歧，确立了现代汉语外来词规范化的两大原则，即“三一原则（一词一字一音）”和“二并原则”[24]（P178-181），为外来词规范化问题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林焘（1959）认为要在确定吸收外来词方法的基础上确定外来词规范的原则，因为“如果这个问题能够得到彻底解决，吸收外来词的规范问题就可以说解决了一大半了”[107]。周有光（1959）提出音译外来词拼写法的三种“尺度”：“原文化，国际化和汉字化（汉字注音）”[108]。大致说来，地名、人名要求原文化，要求比较严格的“名从主人”；学术词汇要求国际化；一般词汇（指人名、地名和学术用语以外的日常用语）不妨汉字化。持平（1961）[61]坚持外国人名和地名的翻译以“名从主人”为基本原则，以“约定俗成”（群众通用）为例外。这些研究成果，成功地为外来词的规范化研究，铺设了一个基本的、扎实的框架。
随着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大量外来词潮涌而入，外来词规范化的研究取得了很多突破性的新成果。首先是能够从社会文化的整体高度来看待对外来词规范化问题，使理论认识趋于深刻。李行健（1988）[109]，黄丽芳（1995）[110]，杨华、蒋可心（1995）[111]，任付标、谷红霞（1999）[112]，史有为（2000）[78]，杨国强（2002）[113]，苏金智（2002）[114]，雷浩泽（2006）[115]等，他们认为外来词的规范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工作，它不光涉及语言自身，还涉及社会环境、心理状态等等因素”[111]（P98），所以对于外来词规范原则和标准的制定，不仅要考虑语言内部规律，符合汉语的语言习惯，而且还要考虑到历史、社会、文化、心理等因素，提倡外来词的规范化应该“遵循政策性、层次性、和”
②20世纪50年代中叶，随着汉语中“词”的确立，国内有些
学者觉得“外来语”一词与汉语中其他用“-词”结尾的词汇术语不协调，酝酿修改。张清源（1957），高名凯、刘正埮（1958）等学者率先在其论文或专著中使用“外来词”一名，后不断有学者追随。
③20世纪50年代开始使用，代表者潘允中（1957），陈法卫
（），），）。
）。
第3期曹莉亚:百年汉语外来词研究热点述要·121·
④高名凯、刘正埮虽是狭义外来词的代表者，但仍将不借音
而借形的日语词列为汉语外来词。王力《汉语史稿》（1957）亦如此。
黄兴涛认为这一区分很有意义，因为“以往国内学者一般不加明确区分，其所谓日语借词通常指的就是原语借词”，但他同时指出，“近代中国的日语汉字回归借词，应只限于指那些在中文里诞生，曾经一度在国内明显中断使用或罕见使用，后来在日语的影响下又重新恢复使用的汉语词汇。”黄兴涛(1999)：65。
13但是根据曾根博隆的统计，《汉语外来词典》有
⑤此处我们将“飞机、火车、轮船”这类纯意译词，“马力、篮
球、蜜月”这类仿译词，还有“胡葱、番茄、洋火”这类描写词统称为意译词。关于仿译词，有不少学者或暗或明地把它看成是意译词的一种，其归属有分歧，概言之主要有：1、仿译词与其他意译词一样不属于外来词。代表者周祖谟（1959），武占坤、王勤（1983）等；2、仿译词与其他意译词一样同属外来词。代表者许威汉（1992），黄河清（1995），刁晏斌（2006）等。3、仿译词是意译词，但是将二者区别对待，即前者是外来词，后者不是。代表者有张德鑫（1993），曹炜（2004）等。还有王力（1957，1993）把仿译词当作近似借词。关于描写词，罗常培（1950）所举例中有“胡葱、胡椒、胡麻、胡瓜、胡萝卜、洋火、洋取灯儿、洋烟卷儿”；潘允中（1957）认为“胡－”、“洋－”之类词语并不能算借词；丁证霖（1977）主张词典对于“意译词的选收应从宽”，包括以胡、番、西、洋为词头的意译“外来词”。限于篇幅，对此，我们不一一展开说明。
891个日语
借词；据罗国忠统计，有880个。参看马西尼（1997）：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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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这些学者措辞严谨，态度小心，多用“如果严格说来”、“顶
多也只能说”之类用语发表自己对意译词归属的看法。既想严格按照外来词借音的形式标准，又不想无视其来源和文化内涵，意译词的归属在这些学者的眼中最终只能是模棱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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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上述三种提法是对已有观点的归纳，但实际情形有时还要
复杂一些。比如有学者对待意译词的态度是变化的。周祖谟1956年在《语文学习》第9期上发表《汉语词汇讲话》时认为意译词是外来词，1959年出版单行本《汉语词汇讲话》，又否认了这一观点。葛本仪，1975年在《现代汉语词汇》中不认为意译词是外来词，1985年在《汉语词汇研究》中则将之纳入到外来词的范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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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本文研究，关注点在近百年来公开发表的有关外来词的论
著，由于教材有其特殊性，基本不涉及。
⑩本文对借形词的研究，仅限于日源借形词。上世纪80年代
以后，字母词大量涌现，借形词的指称范围也随之扩大。字母词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进入新世纪，字母词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与重视。限于篇幅，此处不展开说明。
11《外来语词典》前言中明确指出“外来语”的输入方式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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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原语借词是日本本族词，或者是那些虽然见于早期的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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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吴世雄．关于“外来概念词”研究的思考[J]．词库建设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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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来小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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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6卷
A Review of Hot Issues in 100-year Scholarship on
Chinese Loan words
CAO Li-ya
(Collegeof Humanities, Hangzhou DianZi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18)
Abstract :Loan words, which constitute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vocabulary and words loaded with foreign cultures, have attracted a broad range of scholarly attention. For the past 100years, research on Chinese loanwords has been focusing on four hot issues, such as the nature, categorization, origins and standardization of loan words. This article is to treat of representative achievements of various schools on these issues, and to provide a platform for more sophisticated, systematic and reliable Chinese scholarship on loan words.
Key words :loan words ；nature ；categorization ；source ；standardization
!!!!!!!!!!!!!!!!!!!!!!!!!!!!!!!!!!!!!!!!!!!!!!!!!!!!!!!!!
【学术信息】
赵建坤著《关汉卿研究学术史》出版
深圳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赵建坤博士撰写的《关汉卿研究学术史》于2008年底在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勾勒七百多年来关汉卿研究的发展轨迹，对元明清三代尤其是近百年来有关关汉卿研究的史料进行全面梳理，将各个时期学术观念的差异与论争、学人的调整与反思，俱力图客观提供明晰的历史记忆与学理观照，与关氏研究学术史有所关涉的文畦笔畛也尽可能予以重新斟酌和判别。全书近30万字，共分3编，由“关汉卿研究学术综述”，“关汉卿学术专题论争之检讨”，“关汉卿研究重要学人与成果”等3部分构成。全书各编各章节相对独立又互为补
充，既注重纵向的历史梳理，又注意横向的联系和对应，同时兼顾点与面的结合，将学术大家的超卓识见与整体的学术氛围及资料准备等各因素进行统一思考，从而也在体例上探索学术史研究和构撰的思路和方法。
本书重在从学术史角度对漫长的关汉卿研究变迁史进行全面梳理，提供资料并解析案例，其中也贯穿着对戏曲史研究现状的思考，对20世纪以来乃至当下若干常见研究方法的有效性进行理性质疑，对古代戏曲作家作品等专题个案，今天的学者如何较为准确有效进入学术专业场域和回到戏曲史历史氛围，也提供了一些富有建设性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