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古代中国的对外交往
—以《张骞通西域》为例
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古代中国的对外交往无疑是一个重要话题。在《中国历史》（七年级上下册）中我们看到，教材对汉代张骞“凿空”西域、唐代玄奘西游、鉴真东渡及明朝“郑和下西洋”等历史事件均做了一定篇幅的介绍，也按照传统观点将其视为古代中国“积极对外交往”的证明与象征。不过随着近年来史学研究的不断发展，许多原本成为“定论”的知识观点已然遭遇怀疑与否定而被重新书写。以古代中国对外交往为例，是否存在教材或传统意义上所谓的“积极交往”已然被许多学者质疑。大家都注意到，古代中国因其强烈的“文明中心”意识，一直缺少寻找“他者”进行客观参照与比较的能力而始终骄矜自大，因此也就注定无法产生积极主动的对外交往。只是遗憾的是，目前这种知识更新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很难得到实现。笔者以为，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应是为历史教学服务，即能够将史学研究成果及时反馈在教学一线，从而推动历史认知的落地生根与不断发展。基于此，笔者就“张骞通西域”一课的教学线索进行梳理，借以说明“他者”意识之于历史教学的重要性，并与各位老师商榷。
作为汉代历史的重要事件，张骞“凿空”西域一直被视为汉代积极对外交往的典型代表。那么，究竟怎样认知“张骞通西域”？汉代又是否存在积极主动的对外交往呢？在此，教师可以依据问题来引导学生对此事件进行理解与评述。
1. 问题一
请大家思考张骞通西域是怎样发生的，即它的背景和目的是什么？
在此教师可以利用地图来辅助教学，通过介绍匈奴与汉的位置及对峙情况，引导学生得出“这是一次军事行为”的结论。也就是说，“张骞通西域”是汉政府出于军事策略的需要而采取的行为，即教材所云：“汉武帝招募使者出使西域，准备联络被匈奴从河西走廊赶到西域的大月氏人，共同夹击匈奴。”
在此基础上，教师可进一步与学生讨论，请大家谈谈军事行动是否可以等同于对外交往呢？在这里，教师可将东汉与西域之间发生的“三绝三通”作为一个理解平台：
从表中可以看出，所谓的“绝”与“通”都是因军事行动而起，是根据争斗情势而做出的策略。这种根据军事需要而时断时续的“开”与“关”，只能算做军事外交的副产品，当然不能等同于平等、友好、常态化的对外交往。
通过问题一的讨论，学生知道了“张骞通西域”并不是对外积极交往的典型事件。那么，接下来教师就要继续追问，汉代到底有没有真正地对外积极交往呢？
2. 问题二
你知道古代中国人是怎样看待自己的位置吗？为什么呢？
要想知道汉代有无积极外交，首先我们要弄明白古代中国人对自身的认识问题。在这里教师可以借助“天坛”图片进行讲解，由此引导学生理解“文明中心观”的含义及对古代中国人的影响。
古代中国人喜欢观天看地，看太阳东升西落，看北极星及北斗运行，于是根据观察的天象加上自身想象形成一种看法，即天是圆的，地是方形，自己则处于“天圆地方”这个宇宙时空的中心。这种想象在今天留有很多痕迹，比如天坛就是非常显著地仿天地形状建造。
古代中国人认为自己处于天地的中心，因而就是最文明的，即是天下文明的中心。那些处于中国周边甚或更远的部族与国家则是文明落后地区，被称作蛮、夷、戎、狄。现实中古代中国周边确实缺少一种能与华夏文明比肩的文化，所以这种观念就一直流传下来。从汉代至清朝这种想象一直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
3. 问题三
请大家进一步思考：这种文明中心观念对于古代中国有怎样的影响呢？ 这是学生理解“汉代有没有积极的对外交往”问题的关键，也是全面认知“张骞通西域”事件的基础。在这里，教师应着重指出，“文明中心”并非是经过调
查研究或勘察考证的结果，它只是一种人为想象。这种想象顽固地认为古代中国占据着文明制高点，而周边部族与国家甚或更远地区都是围绕中原政权进行文明定位，距离越近得到文明浸润的机会越多，因此文明程度相对高些，也可获得朝贡觐见权利；至于那些距离太过遥远者因其荒蛮，所以中原政权是不屑与其交往的。为了便于学生理解古代中国的“自大意识”，教师可以举大家都较为熟悉的乾隆帝的例子。当英国使节马嘎尔尼携带天体运行仪、地球仪、“君王号”战舰模型等标志英国现有尖端技术产品甚至是机密性的礼物来访时，清乾隆帝及其大臣自大地视其为闻风向化的“红毛番”，对英使的交往意图予以傲慢回绝：“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只是出于“外夷闻风向化圣主”的体恤之情，才允许你“英咭唎”前来朝贡，至于通商开埠，纯属妄想。乾隆的做法其实代表了古代中国对外交往的基本态度，即对他方之“来”持欢迎或者是肯定的态度，“来”意味着臣服、恭顺，可以彰显我文明中心的高雅尊贵；而极其轻视己方之“往”，因为“往去”那些落后的蛮荒之地对于华夏自身来说实在是没有太多价值，尽管所谓“蛮荒”只是自己一厢情愿想象出来的结论而已。
可以说，正是由于“文明中心”这个想象的支撑，古代中国于漫长的历史时段里没有意识去找寻可以为自己定位的“他者”，没有能力去进行自省反思也就始终无法正确认知自身。确切地说，一直高高在上的古代中国是不需要“他者”的。那么，怎样理解“他者”呢？笔者以为在这里教师可以将历史上西欧与日本的发展轨迹作为例子。比如说，15世纪的西欧处境艰难而危险，他们遭遇到了穆斯林的侵压与逼迫，无奈之下只能进行远洋求生探险（比如大家都熟知的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航海都属于这个时代）。不过在与行经之地的比较之后，他们逐步明晰了自身所处的主导位置（西欧航海路线几乎打通全球，使得亚洲、美洲、非洲都成为西欧航海者眼中的“他者”），从而增强了自身把握世界的信心。可以说，寻找“他者”之于欧洲社会成长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西欧航海路线图
同样，日本社会的进步也与其自身敏锐的洞察力密切相关。他们先是以唐代中国为参照物实施“大化革新”（那时候的中国社会是日本人非常向往的，经常会派大批的使节如遣唐使及一些留学生、学问僧来中国学习，这些人最终成为这次变革的主要参与者。在这里教师可以顺势布置查找课外小资料及撰写小论文的作业：你想知道唐代中国为什么会吸引日本人吗？唐朝人愿意出去积极交往吗？为什么？这种调查与写作不仅可为以后的唐史教学服务，更可让学生主动思考，体味历史学习的乐趣），后又对照西方列强进行“明治维新”，就这样依赖“他者”，日本抓住了自身社会变革的契机，从而将命运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
通过上述举例说明，学生可以形象地理解“他者”的概念及其重要性。也就是说，对一个人或国家而言，只有具备寻找他者的能力，才能具备自省的功夫。而如若一个人、一个国家总是能够适时给自身定位，那么它就具有了永恒的前进动力。
4. 问题四
最后请大家分析讨论，汉代到底有没有积极的对外交往呢？
经过“文明中心观”及“他者”的认知与学习后，教师可将线索再牵回到本课的重点问题即“汉代有没有积极的对外交往”上面。根据史料记载我们得知，汉代对外交往主要表现为使节出使（如公元前198年刘敬、公元前107路充国、公元前100年苏武、公元前53年谷吉等先后出使匈奴；公元前113年安国少季出使南越；公元前78年傅介子出使楼兰；公元前72年常惠出使乌孙等）与武将征战（如李广利征大宛；程不识平南越；李广、卫青、霍去病、陈汤先后出击、讨伐匈奴等），可以看出这二者都是出于政治与军事的目的。也就是说，除了政
治、军事使者之外，汉政府没有派遣其他人员出访。不仅如此，汉代法律上明令禁止本国臣民出国，包括商人在内都是受禁之列，这就直接造成了汉代中国在境外传播中原文明的只是些降官、俘虏、难民和逃亡者，而非传统想象中的官员出访、百姓出游的主动传播媒介。以铸铁术为例，据《史记·大宛列传》载：“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钱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他兵器。”
[1]（ p3174）也就是说，铸铁术是由归降他方的使节与士卒传播出去的，而非通过正常的交流方式。再看看凿井术，公元前102年大宛遭遇汉军围城，在失去水源、即将城破的紧急情况下，他们幸运寻得一名会掘井的汉人，从而得以绝处逢生，凿井术也就由此在西域传播开来。我们发现，这个记载同样具有非常态的偶然色彩。可以看出，无论是出访者身份的单一，还是法律的限制，都传递出汉代中国对于主动“外出”的冷漠或是不关心。那么，汉代对于“来者”会是怎样的态度呢？与漠视主动“往去”截然相反的是，汉政府是以宽容姿态对待外来文明因素的。他们不仅将西域的物产（包括良马、骆驼、葡萄、苜蓿、石榴、胡桃、胡麻、胡瓜、蚕豆、蒜等）及服饰、音乐（《于阗乐》、《摩诃兜勒》及胡笳、胡笛、胡箜篌等乐器）、舞蹈等进行积极吸收，同时还将许多来自西域和匈奴的人口变为华夏中原的一分子（包括战俘及自愿归附者，如汉军中的匈奴、南越兵），等等。这看似矛盾的冷热两极“往”“来”差异，其实正是“文明中心观”作用下的必然结果。在这里，教师要切实把握住“来”与“往”的根本性差异，并利用这一点引导学生分析差异之所以出现的原因，即“文明中心观”影响下的汉代中国因其优越故而有接纳异域文明的胆气与胸襟，却也因了倨傲自大而蔑视出行学习、主动发现及交流。总结至此，教师可以和学生一起推出结论，即汉代中国不存在积极主动的对外交往。
接下来，为加深学生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教师可以进行延伸思考：
请问你还能找出自我封闭的事件吗？你知道“张骞通西域”与“郑和下西洋”有没有共通之处？我们今天如何避免自大的思想与行为呢？
这种延伸，可以引导学生对古代中国对外交往有一个纵向的、联系的、整体的认知，即“文明中心观”影响下的古代中国，由于缺少必要的自我定位，而无法客观真实地认知彼此，继而无法产生真正积极的对外交往。
笔者以为，历史教学的意义在于引导学生具备一种思考问题或观察世界的方法。如“张骞通西域”，即通过一种比较认知与自我剖析的方式得出结论；由此触类旁通，所有古代中国对外交往的事例都可以拿来验证解释。如是，许多原本因视野限制而被主观放大的事实都会逐渐清晰开来，我们的教学也最终将在这样一种开放的视野中获得更加理性的认知。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