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爱民情的“三万”活动
4月7日，有媒体报道黑龙江省巴彦县人民法院院长刘玉海，购置并驾驶一辆价值75万元的豪车。当地法院还存在公车私用等问题。
据最初报道显示，目前，该县人民法院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租来的楼里办公，但是该法院院长刘玉海刚调到巴彦县法院不到半年，就为自己买了一辆价值75万元的丰田霸道，“很是扎眼”。在全院大会上刘玉海还自豪地说：“买车的钱是县里给的，县委书记说只要不超过100万元就行，县长给拨的钱，买完车还剩好几十万元呢。”
该报道称：刘玉海经常更换假牌照，以逃避交通违章的罚款，并开车前往饭店、歌舞厅等地。在巴彦县人民法院，所谓的班子成员，刘玉海都给配备了车辆。这些车辆“上下班开着，有孩子的用车接送孩子，做买卖的用车拉送货物，双休日开警车喝酒、打麻将，有的怕检查换成了地方牌照……年底党组成员比其他人还多拿5000元奖金，全县人民都羡慕啊。”
随后，记者查询了巴彦县政府网站。巴彦县县长2013年2月28日在全县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全县经济发展中面临的诸多困境。“当前巴彦底子薄、总量小的县情没有改变，工业化水平低，支撑财政能力弱……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农民增收困难仍是农业农村发展的主要瓶颈，推动农业、畜牧业发展的力度急需加大……文化、教育、卫生、就业、社保等相关社会事业在发展层次、体制保障、服务水平上还与老百姓的要求有很大差距，上学难、看病难、就业难、保障难还需下大力气加以解决……
记者发现，在该县2013年年初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曾数次提及“每项工作都要列出时间表，算好任务账，实行„年初建账、年中查账、年底算账‟……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坚持勤俭节约，切实把有限的财力用在刀刃上”等一系列倡导勤政、廉政的字眼。 对此，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表示，“公务车采购、使用应本着低消耗、低配置、增量趋减的发展势头。在这样的背景下，巴彦县法院院长驾驶价格昂贵的进口品牌车辆显然不合时宜，与公众期待相悖，其资金来源应该解释清楚。”
他表示，自己曾实地前往多个贫困地区调研。“在很多地方，都存在„再穷不能穷干部‟的现象。特别是在一些相对偏远、欠发达地区，由于外界监管不足，当地人大的监督严重缺位，更易出现官员贪腐现象。”
“当地政府工作报告、领导讲话中多次提到发展困难。作为原本就财力有限的欠发达地区，更应该将有限的政府资金用在更重要的地方。”庄德水说，“例行节俭、轻车简从，最终要落在实处。当地政府不仅要说得出，更要做得到，否则再响亮的承诺也只是一纸空文。” 每读《醉翁亭记》，常常想：欧阳修是与民同乐吗？
这里我们有必要弄清楚什么是“与民同乐”，它究竟是不是就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所谓的与老百姓一起喝喝酒逛逛山赏赏月看看灯等这样一些行为而已。
“与民同乐”盖出于《孟子》。在《孟子·梁惠王下》中有这样两个故事，一个是：
臣请为王言乐：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猎，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
另一个是：
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王曰：“贤者亦有此乐乎？”孟子对曰：“有。人不得则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看来孟子所谓的“与民同乐”是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即作为统治者要有推己及人的情怀，“饱而知人之饥，暖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劳”，关心百姓，体恤百姓，关心民生疾苦。一句话，就是要“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唯有“乐民之乐者”、“忧民之忧者”才能达到“民亦乐其乐”、“民亦忧其忧”，所以孟子观念中的“与民同乐”其根本意义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讲的什么形式上的乐乐而已，而是一种“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民本情怀，是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天下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的“与民同乐”的“乐”其实是“忧”，是“与民同忧”的忧患意识，体现的是贯穿于整个中国传统优秀文人的济世思想。
所以简单从欧阳修与民游游山玩玩水喝喝酒野野炊或者“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得出《醉翁亭记》的主题是什么“与民同乐”，显然是与孟子“与民同乐”的本意相悖的，是与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背道而行的。而对于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己任的欧阳修（参看欧阳修的生平）来说，与民游游山玩玩水喝喝酒野野炊就是“与民同乐”，同样也是对他的一种莫大的误解。
细查欧阳修在滁州的作为，他还是做了很多事情的。庆历五年，受“庆历新政”之祸，欧阳修远放滁州。滁州地僻物丰、民风淳朴。欧阳修上任后，冬闲修城墙，操练士兵，“时集州兵弓手，阅其习射，以警饥年之盗”，以保一方平安；旱则亲领百姓娱神求雨，以求一方富庶……在致梅尧臣的信中，欧阳修得意地说：“小邦为政期年，粗若有成，故知古人不惑小官，有以也。”
看来欧阳修在滁州不是无所事事，只要我们看看与《醉翁亭记》齐名的《丰乐亭记》，我们就不难发现欧阳修的自得与满足。
修之来此，乐其地僻而事简，又爱其俗之安闲。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间，乃日与滁人仰而望山，俯而听泉，掇幽芳而萌乔大，风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时之景无不可爱。又幸其民乐其岁物之丰成，而喜与予游也。因为本其山川，道其风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丰年之乐者，幸生无事之时也。夫宣上恩德，以与民共乐，刺史之事也。遂书以名其亭焉。
“宣上恩德，以与民共乐，刺史之事”，那是一种为官一方造福一方的自觉责任，“民乐其岁物之丰成”、“安此丰年之乐”，那是一种对自己执政的委婉悦己的自我肯定，“与滁人仰而望山，俯而听泉”是滁民因为“休养生息”而“喜与予游”的内心喜悦。这里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是民“喜与予游”，而不是“我欧阳修”喜与民游，它全然没有了我们一般意义上理解的那种“与民同乐”的粉饰与做作，更没有高高在上的赏赐与矫情，它是发自百姓与欧阳修内心的自愿与自觉，体现的是官民之间社会之间的和谐与人性。
有人说如果《醉翁亭记》写的是出世的欧阳修，那么《丰乐亭记》写的则是入世的欧阳修。我以为，不管是出世还是入世，体现的都是欧阳修“处江湖之远”之时的一种胸襟与气度——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这才是《醉翁亭记》中欧阳修“与民同乐”的真正意义。
《与民同乐》出自《孟子》的《梁惠王上》。原指君王施行仁政，与百姓休戚与共，同享欢乐。后泛指领导与群众一起游乐，共享幸福。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
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⑴：‘经始灵台⑵，经之营之。庶民攻⑶之，不日⑷成之。经史勿亟⑸，庶民子来⑹。王在灵囿⑺，幽鹿攸伏⑻。幽鹿濯濯⑼，白鸟鹤鹤⑽。王在灵沼⑾，於轫⑿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⒀曰：‘时日害丧⒁？予及女⒂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1]
孟子拜见梁惠王。梁惠王站在池塘边上，一面顾盼着鸿雁麋鹿，等飞禽走兽，一面说：“贤人也以次为乐吗？”
孟子回答说：“正因为是贤人才能够以次为乐，不贤的人就算有这些东西，也不能够快乐的。《诗经》说：‘开始规划造灵台，仔细营造巧安排。天下百姓都来干，几天建成速度快。建台本来不着急，百姓起劲自动来，国王游览灵园中，母鹿伏在深草丛。母鹿肥大毛色润，白鸟洁净羽毛丰。国王游览到灵沼，满池鱼儿欢跳跃。’周文王虽然用了老百姓的劳力来修建高台深池,可是老百姓非常高兴,把那个台叫做‘灵台’，把那个池叫做‘灵沼’，以那里面有麋鹿鱼鳖等珍禽异兽为快乐。古代的君王与民同乐，所以能真正快乐。相反，《汤誓》说：‘你这太阳啊，什麽时候毁灭呢？我宁肯与你一起毁灭！’老百姓恨不得与你同归于尽，即使你有高台深池、珍禽异兽，难道能独自享受快乐吗？”[1]
这一段记载很有点戏剧性。
梁惠王正在花园中休闲散心，那个劝他不要谈利的‘叟’——孟老头又去拜见他了。他一边左顾右盼地观赏园林池台中的珍禽异兽，一边漫不经心的问：“你们这些不言利的贤人先生们觉得这园林风光，这珍禽异兽怎麽样啊？你们也会以次为乐吗？”语辞间满含奚落的味道。想不到孟老先生聪明人装糊涂，就像没有觉察出什麽来似的，反而将话就话，接过他的话头来就亮出了自己的主题：“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然后沿着这一正一反两条线索展开，以周文王和夏桀的典型例证作为论据，提出了当政者应“与民同乐”的思想主张。从而又一次教育了梁惠王。
孟子的基本思想是：仁慈的政治领导人与民同乐，所以能享受到真正的快乐。残暴专制独裁者穷奢极欲，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其结果是自己也得不到真正的快乐。从历史的情况看，夏桀王固然没有好下场，后世的殷纣王造酒池肉林，秦始皇建阿房宫，隋炀帝修迷楼，宋徽宗筑艮岳，慈禧太后建颐和园等，大兴土木，原本都是为了享受快乐，但由于贪婪残暴，不顾人民死活，结果是民怨鼎沸，几乎没
有一个有好结局，也没有一个享受到了真正的舒心的快乐。这些都证实了孟子“与民同乐”思想的正确性。
其实与民同乐的思想对各级领导人来说都很重要,比如说,作为一个单位的领导人，是一心想中饱私囊，捞它一把，还是想致力于改善广大职工的福利，走大家共同富裕的道路，这的确是一块试金石。而实际情况是，往往那些只顾自己，不惜挺而走险的人，虽然也可能在短时间内满足自己的欲望，真的捞上了一把。但是，欲壑难填，其最终结果多半是以身试法，并不能获得真正的快乐。
甚至包括我们每个个人，只需要把与民同乐的“民”字稍加替换，改成“与人同乐”，对于我们立身处世都是具有非常积极意义的。我们的确看到，有的人通过千辛万苦的拼搏和奋斗，钱倒是挣了不少，可是晚景凄凉，并没有亲人乃至知心的人来与自己分享，结果是了无生趣，并不觉得人生有什麽快乐可言。相反，是穷家小户，“人亲喝口水也甜”，一家人和和美美，其乐也溶容。
说到底，乐的问题本来就不是一个物质的问题，而是一个精神的问题。虽然物质条件和环境的好坏可以影响精神和心理，但它毕竟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如孔子：“饭疏食，饮水，曲肱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又如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不都是精神超越物质的典型吗？所以，如果精神方面出了问题，像孟子举出夏桀的例子那样，老百姓恨不得与你同归于尽，的确也是：“虽有台池鸟兽，其能独乐哉？”
谁有快乐不愿意与人分享呢？反过来说，只有人与你分享时，你才会真正感到快乐。这恐怕是我们都会有的体验罢。
回到孟子的思想上来，与民同乐实际上是他仁政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浓厚
[1]的民族主义色彩。这一点，在以后的篇章中还会有所体会。
“心中犹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近日读到白居易这两句诗，令人振聋发聩。笔者不禁想到4月11日省委书记李鸿忠在省委党校全省中青年干部培训班上所讲的话：“心系群众，对群众要有大爱。”无论是白居易的诗，还是李鸿忠书记语重心长的讲话，落脚点都是：为民着想，大爱于民。
人世间的爱有大小之分，大爱无疆，小爱无垠。我们共产党人对群众的爱应该是无疆的大爱，这是我们党的性质所决定的。我们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他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他与人民群众在利益上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在情感上有着鱼与水的亲密性，在存在上有着血与肉的联结性，在关系上有着瓜与藤的共生性。先哲告诫我们：“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可知也。”这说明群众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生存之本。正如李鸿忠书记在去年12月20日召开的省委工作会上所说：“没有群众就没有党。”由此可见，热爱群众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信仰所在、使命所在、情感所在，是我们党的事业永葆青春和兴旺发达的要求所在。因此，我们要热爱群众，只有对群众的爱才是最深情的爱、最厚重的爱、最宽广的爱，才是人间大爱，才是爱的最高境界。
热爱群众就要有好的工作作风，扎根于群众之中，尊重信任群众，宽容爱护群众，当好群众的“代言人”，“爱人者人常爱之，敬民者人常敬之。”就要全身心地投入到群众工作之中，爱做、愿做、善做、常做、真做、会做群众工作。真正做到下得了基层、进得了农户、俯得下身子、听得懂群众的语言。不是自以为“官”，高高在上，只上“镜头”，不下田头，与群众“两块板”；不是只要“政绩”，不要民意，决策“拍脑袋”、“想当然”，而是每个干部都能够身体力行地热爱群众，真正有一种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饥苦声”的爱民境界。
热爱群众就是要为群众多办事、真办事，在办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上下功夫，在办最直接、最现实的好事上用力气，在办最需要、最迫切的难事上动脑筋。不办劳民伤财的事，
不做剃头匠的担子“一头热”、有违民意“贴花边”的事。不是爱民“挂嘴边”、做事“不沾边”、帮民“光擦边”、助民“溜一边”。而是不以事小而不理，不以事大而不为，不以事难而回避。我们一定要用真心关注群众的柴米油盐、用真情体会群众的喜怒哀乐、用真爱感受群众的饥寒冷暖，把心力、体力和精力，用在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谋福造福上，以孔繁森为楷模，弘扬“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的大爱无疆精神；以吴天祥为榜样，把老百姓的幸福当成自己的幸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当前，全省上下正在开展关注民生、关爱民情的“三万”活动，这是大爱于民的生动实践。各级干部要在这次实践中，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关爱群众、身体力行、戒骄戒躁。善于 “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思义”，以谦虚恭敬的态度、高度敬业的精神、拳拳赤子的心境，多察民情、多听民意、多问民计、多解民难，当一名贴心于人民群众的好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