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宋代历史
钱钟书曾说：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几个时代一向是相提并论的，文学就说“唐宋”，绘画就说“宋元”，学术思想就说“汉宋”都数得到宋代。启蒙主义思想家严复说：“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十八九可断言也。”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宋代是中国所有朝代中最特别的一个朝代，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宋代的历史上有许多看似矛盾的现象，存在着广阔的认识空间。比如说，中国主要朝代的创业君主中，真正由职业军人出身的只有赵匡胤。然而，赵宋王朝偏偏以对外军事作战不竞不振而著称。赵宋朝廷倾向于务实，却造就了许多或严谨或浪漫、多才多艺、长于思辨的杰出历史人物。对于当时政治局面的特性，有学者批评为君主专制独裁，也有学者认为是中国帝制阶段中“思想最为自由”的时期。
我们的教科书一直说宋代是个“积贫积弱”的时期。“贫”指国力、财政上面的贫乏困窘；“弱”指在对外竞争，特别是军事竞争中力量薄弱。
但美国学者费正清认为，北宋与南宋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考任何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主焦点就在宋代，不管是在应用科学方面，还是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被马克思称为“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其关键改进期、应用普及期及向外传播期都是在宋代。看来，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宋代历史了。
军事“不振”：事出有因
自元代以来至今，几乎所有国内史家都异乎寻常地抵毁宋代，宋代已经成为落后弱小的代名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宋朝向来以对外作战不竞不振著称。（其实平心而论，宋代军事并非一无是处。在宋朝灭亡之前，欧亚大陆上的其它几个主要的文明国家都被蒙古大军所灭。但出乎蒙古人的意料，南宋的抵抗异常激烈，最后蒙古人不得不采用政治加军事的方法（蒙古人在对付其它民族和国家只有一种形式：灭绝性屠杀），利用已经投降的汉人来治理汉人，通过分化瓦解南宋军民的抵抗，才最终灭亡了南宋。为了灭亡南宋，蒙古人花费了近五十年，损兵折将无数，还搭上了一个大汗的命（蒙哥）。
）过去常把宋代军事不振的原因归咎于为防止唐朝藩镇割据的重演，朝廷对军人采取种种掣肘，导致社会性重文轻武现象，这种解释其实非常肤浅。
历史已经证明，指令性社会结构（可借助“计划经济”的定义理解此概念）和管理方式本是中原农耕文明对来自北方草原的游牧文明挑战的必然回应。宋代社会已经大规模商业化，但市场原则尚来不及将社会进行重新整合，而同时中央王朝的指令性社会调整已经严重失调故不能有效调动社会资源进行长期战争。（明朝似接受了宋朝教训，明显向指令性传统回归。但明末仍由于同样的原因而导致朝廷无法调动江南丰富的社会资源进行卫国战争从而导致亡国）。这才是宋朝军事不振的社会原因，甚至可以说是根本原因。
宋朝无力调动自身全部的社会资源进行战争，面临的敌人却十分强大。当宋立国之时，辽已经正式立国50年。此时的辽国已不再是游牧民族，而是一个畜牧业-农业复合型文明的国家。后来的金国刚刚立国时虽然仍然具有鲜明的游牧民族特点，但是经过几十年改革，
到了金世宗时也成为了具有鲜明农业文明特点的国家。可以说，辽国和金国已经是真正意义上的帝国了。因此无论是宋辽、宋金之间的战争，涉及的已经不仅仅是争夺生活资料，更重要的是争夺生产资料、生存资源和生存空间。一旦涉及这方面的争夺，必定是寸土必争。这种性质是由农业文明的特性决定的，拥有土地就是拥有生命。因此，宋辽战争、宋金战争必然是残酷的、持久的、难分胜负的。宋辽之间的战争，不是一场战斗的胜负就可以决定战争结果的。土地对于农业国家意味什么，在农业文明时代不言自明。这也反过来解释为什么宋军北伐总是有胜有败，而且大规模北伐几乎没打过胜仗；辽金总是不断向南侵扰，但也最多只能给予宋朝重创而非消灭宋朝。对土地资源的争夺，是导致宋、辽、金战争的根源。
宋辽对峙和宋金对峙时期，南方的繁荣和富庶令北方的民族羡慕不已和垂涎欲滴。因此，宋统一北方的动力，是儒家传统的使命和皇朝的荣誉使然，北方民族国家向南扩张的动力是生存环境压力和追求财富的结果。这种动力谁强谁弱，一望自知。况且在恶劣环境下生长的民族（辽、金），其求生本能，战斗意志，群体意识，献身精神都远远超越那些生活在优裕环境的民族国家（宋），这早已被古今中外的历史所证明。
此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影响着宋朝与北方帝国的战争结果。宋军以步兵为主，北方帝国军队却以骑兵为主。在冷兵器时代，骑兵对步兵有着绝对的优势，这种优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骑兵机动能力强，遇敌作战得利便击，不利便走，十分灵活。可以在关键时刻猛烈突袭攻击敌军的薄弱处或指挥中心、从侧后突击敌人的阵势，配合正面主力的进攻等。
2.骑兵有速度和力量以及高度的优势，马匹的重量和速度加强骑兵的冲击力和打击力，是非常强悍的突击力量，步兵在这方面明显劣势。
3.骑兵有气势和心理上的优势，居高临下看人让人有成就感和优越感，相反则让人有自卑感和危机感
民国时期军事家蒋百里曾对一个民族的生存状态与军事力量之间的关系，作过一个精辟的论断：“我于世界民族兴衰，发现一条根本的原则，就是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者强，相离者弱，相反者亡。”海军的战斗条件与海上贸易的生存条件相一致，骑兵的战斗条件与草原游牧的生存条件相一致，这二者的战斗条件与农耕文明的生存条件即使不相反，至少也是相离。所以在古代由骑兵兵种和近代由海军兵种主宰战争的时代里，游牧民族和航海贸易民族总是处于优势主动的状态，而农耕民族似乎注定了劣势被动的局面，在军事战略上只能采取防御性姿态。
航海时代和海军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故不做过多叙述。在农耕文明圈内大规模发展骑兵兵种，历史证明并不能持久。汉武帝曾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强大的骑兵兵种，在大规模反击匈奴侵略的战争中获得成功，但“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历史学家剪伯赞指出：“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在完成了辉煌事业的同时，也耗尽了文、景以来库府的余财”，这无疑给后世留下深刻影响，以后的两千多年里，再没看到武帝时代具有战略规模的骑兵部队。在我们传统的农业社会里，要维持一支战略规模上能与北方草原民族相抗衡的骑兵，意味着大量农业生产性人口变为单纯消费性人口，大量的耕地荒芜。历史的经验是：要维持一支能与北方草原相匹敌的以步兵为主的陆军虽然也是一个负担，但可通过“寓兵于民”、“兵民合一”、“募兵制”（招募剩余农业劳动力）、军队屯田和完善动员体制等措施，减轻国家负担，是维持一支以步兵为主的战略陆军，远比维持一支具有战略规模的骑兵
部队容易得多。但是这样的一支陆军，在于北方帝国的战斗中自然占不到便宜。宋朝的军队组成以步兵为主，在与以骑兵为主要兵种的辽、金、元的战争吃亏也就在常理之中了。 与季风区重合的统治疆域
在中国历史上，如果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势力相对均衡，那么农耕民族想把统治触角延伸到草原地区、游牧地区不很容易，反之亦然。
宋代（包括北宋和南宋）统治的疆域远远无法与汉唐相比。但北宋所承继的五代，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分裂程度最彻底的时代北方有前后相继的五个王朝，周边先后分布着十个割据政权。北宋结束了这种上下重叠的分裂局面，它的统治所达到的纵深层面，是前朝所难以比拟的。
如果把北宋的疆域与自然地理区域叠压到一起，我们会看到，其疆域与东部季风区的边缘高度重合。东部季风区是传统的农耕地带，西北干旱区则是游牧民族较为活跃的地区。在中国历史上，如果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势力相对均衡，那么农耕民族想把统治触角延伸到草原地区、游牧地区不很容易，反之亦然。古人心目中的“中国”，实际上是一种向边缘辐射延展的秩序格局的核心，在“澶渊之盟”的宋辽誓书中，我们看到了“各守疆界”的说法，“疆界”之内的主权意识反而更加鲜明、强烈。
五代乱世，战乱频起，生灵涂炭。当此乱世，民心所向，民意所归，不是东征西讨，建万世功，立千秋业，而是内修政治，外攘夷狄，保百姓生活安康。这一点，宋代统治者很清楚，因而今天我们看到的宋朝是一个国土面积不大但社会相对安定、人民生活水平很高的国家，在中国古代，宋朝是唯一真正做到“藏富于民”的朝代。
理性与务实的执政理念
宋太祖看见城门匾额上写着“朱雀之门”。于是问随行的赵普，中间加一个“之”字有什么用？赵普回答说，是“语助”。太祖哈哈大笑，说：“之乎者也，助得何事?”
五代八姓十四君，一共只维持了53年。赵匡胤黄袍加身，一般人大概觉得这只是短命的第六代而已。但是这个王朝稳定了下来，法宝就是“防弊之政”，其核心精神是防微杜渐。宋太宗将谨守的法度概括为“事为之防，曲为之制”。所有事情都要预先做出防范；委曲周全地进行制约。
我们试以科举制度为例，看看宋代的“立纪纲”与“召和气”相辅而行的具体做法。“立纪纲（纲纪）”是订立制度。“召和气”，指的是能够感召天地，使万事万物充盈着雍睦和谐的自然之气。
唐代的考生，考前常把作品送给达官贵人乃至主考官员去看，得到推荐、受到赏识的考生有更多被录取的机会。宋代科举考试发展出弥封（糊名）、誊录等技术操作办法，使得主考官员即使有心照顾，也难以操作。苏轼任主考官那年，恰有一位门生参加科举考试，大家都觉得是天赐良机。但到拆号张榜，门生却榜上无名。
欧阳修称宋代的科举制度“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居官者得不到世代相承的保障；而缺乏家世背景的平民，若能脱颖而出，则得以进入仕途。欧阳修4岁丧父，买不起纸笔，拿芦苇秆在地上画着学字。范仲淹也是断齑画粥，坚持学业。《宝祐四年登科录》记载是科录取进士601人，其中官僚出身184人，平民出身417人。
士大夫政治：敢当天下事
士大夫们认为，“天下”者，是中国的天下、群臣的天下、万姓的天下，而不是皇帝的天下。对于这一“天下”，士人都有一份深切的关怀和发自内心的责任感。
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文化虽然一直占主导地位，但儒学的传承者作为一个群体在政事活动中起决定性作用，是直到北宋才产生的现象，被称为“士大夫政治”。
【纵观宋以前的各主要朝代，各有弊端，终自承败招而亡。溯其根源，无不出在政治制度的固有缺陷导致朝廷政治生态不断恶化上。汉朝自始至终，都没有解决外戚干政的问题。西汉初年，吕后当权，分封诸吕、安插亲信，差点倾覆刘氏江山。整个西汉，外戚势力都在政治舞台上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到了东汉，由于皇帝常常早逝，新即位的皇帝往往因为年幼而不能亲理朝政，因而外戚在朝中的权力越来越大。小皇帝长大不满外戚专权，常常利用宦官对付他们。于是除了外戚之外，宦官也开始干预政事。汉初刘邦为吸取周朝、秦朝的教训，采用了郡县制与分封制并行的政治制度，结果景帝朝发生了七国之乱。事实上证明，这种“郡国制”只是西汉初年、帝国的统治阶级从贵族地主阶级到士族地主阶级过渡时的临时性制度，并非长期立国之策。纵观中国历史，凡是采取分封制的帝国（汉、晋、明），出事的概率是百分之百（七国之乱、八王之乱、朱棣造反）。外戚、宦官、藩王自汉代开始，在帝国的政坛上活跃了两千多年，在历朝历代都为害不浅。
汉以后的西晋，就毁在诸王分封上。八王之乱不仅结束了西晋的统治，也开始了中原地区的首次外族治权。东晋时期的五胡乱华，导致中原人口锐减五分之四，北方社会生产力受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唐朝不仅似乎犯了重武轻文的错误，在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处理上也出现了问题。朝廷委以各节度使委以军政大权，人权、财权、治权都在各藩镇，终至尾大不掉。中央政府强大时，各地方大员倒还听话，然安史之乱之后，中央政府权的威受到严重削弱，从此大权旁落，藩镇割据贯穿唐朝后期一百多年历史。此外唐朝初年为了开疆拓土，重用北方少数民族（类似于罗马帝国在扩张过程中利用蛮族），虽然将大唐帝国的领土版图扩张到了空前规模，但也埋下了隐患。帝国极盛时期，安史之乱爆发，国家损失惨重，百姓民生凋敝。此后唐朝不仅丢失几乎所有扩张版图（西域、蒙古），帝国的原有领地也日渐不稳定（河北在唐中后期由于藩镇割据几乎已经成为“独立王国”，有学者甚至认为其发生了逆向的蛮族化），甚至首都也几次被攻陷。唐德宗后，中央政府已经名存实亡。由于唐朝中央政府无法对各地进行有效地管治，造成了军阀混战，中原地区的经济与军事实力空前削弱。于是北方蛮族趁机侵入中原，并不断蚕食唐帝国原有领土。至朱温代唐时，中原已经不可避免的出现了汉族与蛮族杂居的情况。藩镇之乱最终造成了唐朝的灭亡，并直接导致了五代十国这一中国自先秦以来最为严重的大分裂。这次分裂对中华文明的危害之深，只有今人可能有比较清楚的认识。】
宋立国之后，执政者为克服自秦以降各朝各代的弊端，改进了帝国的政治架构，以科举制建立人才选拔与任用机制，既打破门阀托大的政治格局，又很好地解决官僚世袭制的弊端。虽然科举制度是隋代开创的，但这一制度作为人才选拔的主要模式却是在宋代建立的。唐代录取进士，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则只有几人、十几人。宋代每次录取多达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宋代科举未设置任何准入门槛，读书人无论出身都能参加。准入条件的降低，选拔人数的增加，使科举制度成为了国家选拔人才的基本制度。从此无论寒门士子，还是农桑人家，学而优者，均可以出入庙堂，参与国家政事。
宋朝是不折不扣的文人政治。正所谓“战争太重要了，以至于它不能交给将军们去办“，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是实现国家意志的主要手段之一，不是军人建立功业的专用工具。在西方文人担任国防部长是近代才出现的新鲜事，但宋朝却在立国不久就确立了这一常例（枢密院）。军无常帅，帅无常军，这一现代国家管理军队的基本制度也为宋朝所采用。
文官出任中央及各地最高行政长官，使文官地位居于武官之上。地方官员的主要责任是牧民，守土之责由中央任命专职的军事长官去处理（这些制度与现代的政治制度非常接近），二者皆由中央调遣，互不统属。这就彻底革除唐末以来军阀割据的弊端，也彻底消除了引起五代朝代频繁更替的祸根。宋代由此进入真正的士大夫时代，知识分子口中称道而身体力行的时代。
何谓士大夫？坐而论道，躬身行之。范仲淹认为，一切为天下、国家、社稷考虑，而非唯唯诺诺听命于皇帝，叫做大忠。“天下”者，是中国的天下、群臣的天下、万姓的天下，而不是皇帝的天下。对于这一“天下”，士人都有一份深切的关怀和发自内心的责任感。他们很多人既是政治家，也是经学家、文学家、实干家。他们的追求，被概括为“内圣外王”：内心要达到圣贤的道德修养境界；在天下社会建设一种王道的秩序。当时的士大夫“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正像陈寅恪先生所说，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为自由的时期之一。 庙堂之上，君臣争论不已；江湖之中，书生指点江山。试问哪朝哪代，文人有这等身份和地位？朝堂之上，包拯吐沫横飞，仁宗皇帝不得不以绢试脸，而老包却只当不见，仍然在慷慨陈词；江湖之上，范仲淹妙笔生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有宋一代，是中国知识分子活得最滋润的时期。而宋朝社会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政治上有理想、文化上有创新、道德上有追求、生活上有保障的社会。
中国历史上有诸多名人都出现宋朝（唐宋八大家有六大家在仁宗朝同时出现），绝非偶然，这是适宜的政治政治环境孕育的果实。宋太祖赵匡胤立国之后，曾在太庙里刻下祖训，此训只有皇帝本人在祭祀时太庙时，由一个不识字的太监引导到太祖誓碑前背诵。开封城破之日，有好奇者跑到太庙时方知上面的内容（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应不朽的名言）： “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难能可贵的是，宋代历朝皇帝都还算听话，让太祖的这几条中国历史上迄今最为开明的政策，得到了切实的执行达三百年之久。可以说这是宋朝三百多年的“大宪章“，也是同时代世界各国中最开明的大宪章，它从制度上根本确保了文官的参政议政权，从而形成了较为开明的宋朝文官政治。
如今的教科书上多断言宋代皇权得到了绝对的加强，理由是宋朝宰相权力缩水（宋代宰相不再由三省宰相担任，而是另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又增设参知政事为副宰相，通称执政，与宰相合称为“宰执”。），仅能负责行政职能。军事调度则由枢密院负责，盐铁、户部、度支三司主管财政大权。教科书上认为三司、宰执、枢密院相互制衡，因而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权，实际上这是一种非常肤浅的解读。相权固然遭到了削弱，但实际上由于宋代皇帝都比较好地执行赵匡胤的祖训，宋代的大臣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担当者十分重要的角色，有些时候甚至是主角。太宗驾崩时，李皇后与内侍王继恩和参知政事李昌龄想立长子而废太子，遭到宰相吕端断然拒绝，真宗既立，垂帘引见群臣，端立殿不拜。请转帘，升殿审视无误，率群臣拜呼万岁（端大事不糊涂）。英宗即位后，慈寿太后一日送密札给韩琦，语
及皇帝与皇后不奉事，有为孀妇作主之语。此乃皇家事，由大臣来作中，宋前宋后各代均罕见。更有甚者,南宋光宗夫妇对太上皇不敬，被大臣也尊（废）为太上皇。
开明的政治气氛，使得大臣和言官对各种军国大事都敢于发表意见，甚至可以当面和皇帝争执。公元1004年，辽军打到澶州，有大臣建议退到四川。宰相寇准挺身而出，建议御驾亲征。皇帝勉强北上，但不想再去北城，感觉至少还有黄河天险。殿前都指挥使高琼在寇准支持下，“急麾卫士进辇，上遂幸北城”。前方军士看到龙旗都欢呼起来。当时，辽方大将萧挞览被宋方射中阵亡，影响到士气，双方决定议和。
真宗的底线是不放弃祖宗留下的土地，银绢数额则以100万匹两为限。寇准命令曹利用不许超过30万。曹利用“果以三十万成约而还”。这一数额对宋代财政影响如何？河北在和平时期开设宋辽间的贸易榷场，官方所收商税，通常可达四五十万匹两，宋朝时普通一县一年的财政收入，亦达数十万两。可见“澶渊之盟”对于宋朝而言，不失为务实而有远见的选择。
宋神宗倚重王安石推行新法，王安石性情刚烈，往往辞色俱厉，而皇帝竟也改容欣纳。王安石与朋友相处，也是信守原则。他和司马光曾是亲密的朋友，但随着新法推行，两人分歧严重，终于分道扬镳。王安石具有高深的文学造诣。苏轼在道教宫观西太一宫看到王安石题壁诗：“柳叶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三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东西。今日重来白首，欲寻陈迹都迷。”不禁“注目久之”，道：“此老野狐精也。”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钱穆在《国史大纲》里讲到，范仲淹、王安石革新政治的抱负，没有从根本得到实现；但是他们为人、为学的精神意气一直影响到最近期的中国。1972年，毛泽东接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就提到王安石的“三不足”；2008年，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也说到王安石的“三不足”。
中国历史上的比较成熟的政党政治，也是这一时期典型的政治现象。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党（新党）和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党（旧党）轮流执政近百年，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奇迹。所谓政党，并非历史上人们常常批评的朋党，宋代的政党政治，也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党争（如唐末牛李党争、明末东林党与齐、浙、楚三党及阉党的党争）。中国历史有很多朝代，都存在大臣之间拉帮结伙，互相倾扎，为祸国家社稷的情况。欧阳修对此有过论述：“君子同道，小人同利”，历史上的朋党，往往纯粹为了利益而相互勾结，互为依托。政党则不一样，虽然他们之间存在利益，但重要的，是他们有理想、有诉求，并希望有机会实现这种道义。套用现在的话，就是政党具有远大的理想，具体而现实的目标，是有纲领、有组织、有领袖的政治组织。宋朝的政治斗争同样激烈，但政治斗争往往只是政见的不同，虽然有党同伐异，但没有从肉体上消灭。最多是贬谪。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苏轼虽然政见上不同，但私谊却还不算。欧阳修死后，给予欧阳修评价最高的，不是他的党内同志，而是政敌王安石。可见那是一个君子时代。虽然北宋政党政治效果不好，最后未能挽救北宗的败亡，但其作为政治制度的先进性，却不能忽视，更不能抹煞。
可以说，宋朝对政治制度的改革，是一次成功的改革。由于采取文官治国，兵权统属于于中央，宋朝的中央政府拥有比过去朝代更大、更集中、更有效的权力。宋代朝庭所采取的更宽松、更开明的政治手腕，使皇权得到一定的束缚，大臣的参与决策与执行政策的权力比历史上任何朝代都要大。正是宋朝先进合理的政治制度，造就了宋朝经济、科技、文化、艺术、工艺上的繁荣，将中华文明推向了自春秋战国之后的又一个高峰。
古今社会之变
钱穆先生曾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莫不有变。”日本学者佐竹靖彦把它概括成是社会构造的变化，中国从以农村为主导走向以城市为主导；也是文化状态的变化，从宗教气氛很浓，走向一个学问上生机勃发的时代。
一、经济运行方式改变。宋代没有国家分配土地的制度，土地买卖流转频繁。官府热衷于审核土地买卖契约、租佃契约是否齐备。财富流动迅速频繁，“贱不必不贵，贫不必不富”。
自古认为务农才是“本”，宋人却提出士农工商皆本业。宋朝时期，我国的治金、采矿、陶瓷工业已经十分发达。北宋时期就大量开采金、银、铜、铁、煤等矿藏，全国各地出现了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制造工厂和加工工厂，如造船厂、火器厂、造纸厂、印刷工厂、织布厂、各地的官窑等（这比意大利手工工场的出现早了近二百年）。南宋时的军器所工匠竟达七八千人，厂里的工人按期领工资。北宋时期，我国钢产量已经超过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产量。美国学者郝若贝教授（Robert Hartwall）根据宋代兵器制作、铁钱铸造和制造农具等方面的消耗情况，推算出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的铁产量大致在7.5－15万吨，这一产量是1640年英国工业革命时期产量的2.5－5倍，可以与整个欧洲各国18世纪14－18万吨的铁产量相提并论。首都开封百姓做饭烧的是煤而不是柴草（宋代的煤产量无疑是居世界第一，而且开采技术非常先进），可见当时工业水平的发达。
随着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商业活动也空前活跃起来。在宋代，商业的发展首先表现在市场规模的扩大和市场数量的大量增加。据一些学者统计，北宋开封已经有6400多家大中型工商业者，8000－9000家小商小贩。在城市周围和乡村的交通要道逐渐形成了许多大大小小的集市。这种集市在岭南称为“墟市”，北方称为“草市。”这些集市又被总称为坊场，它们遍布全国各地，形成星罗棋布的交换网络，所有这些都表明，宋代商业活动空前活跃。与此同时，宋代的海外贸易也是空前兴盛，比之盛唐时期还要繁荣一些。海外贸易的主要对象是印度、中南半岛、东南亚各岛屿，以及阿拉伯半岛等地区的一些国家。根据周去非《岭外代答》等资料记载，与宋朝保持通商贸易的国家达到50多个，因而宋代海外贸易范围较前代大大扩大。宋朝向各国输出丝织品、瓷器、茶叶、工艺品、金、银、铜、铁、锡等，输入的物品主要有香料、珠玉、犀角、象牙、珊瑚、苏木等。由于海外贸易的发展，在东南沿海地区海港城市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广州、杭州、明州（今浙江宁波市）、泉州、秀州（今浙江嘉兴市）、密州（今山东胶县）等，在当时都是重要的外贸港口城市。为了加强管理，宋朝还在广州、杭州、明州、泉州、密州、温州等地设置了市舶司。除了东南沿海港口城市外，长江以北的通（江苏南通市）、楚（江苏淮安市）、海（江苏连云港市海州镇）诸州，长江以南的越（今浙江绍兴市）、台（今浙江临海县）、福（今福建福州市）、漳（今福建漳州市）、潮（福建潮州市）、雷（今广东海康县）、琼（今海南省）等州，以及镇江、平江（今江苏苏州市）两府也都是通航的海港。但是，应当指出的是，由于宋朝的政治、经济形势动荡不安，海港城市兴废繁衰也较多。
当时中国的商船不仅坚实耐用，而且船体庞大，据《梦梁录》记载，宋代大的海商所用的船可以容纳500－600人。更重要的是，出海的商人掌握了全世界最为先进的航海技术（其中最重要的是指南针和水密隔舱，指南针在海上为航船指示方向，水密隔舱的应用大大增加了海船的抗沉性），从而使海外贸易得到了巨大发展。
北宋的贸易已经很发达，到了南宋，贸易对于国家的经济地位显得更重要，甚至可以说，南宋是靠贸易立国的。贸易的发展带动商业繁荣，商业繁荣又拉动手工业与规模工业的发展。工商业的高度繁荣，促进了国家对货币的需求。唐天宝年间一年铸钱大约32万贯，到宋神宗时期已经多达500万贯。工商业的高度繁荣，后来促使国家采用纸币----交子。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政府正式出面设立交子务，随着纸币发行量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地区使用这种便利的货币。（西方最早的纸币是1661年斯德哥尔摩银行发行的，但这家银行很快倒闭。至1694年，英格兰银行开始正式使用纸币，比中国晚了700年左右）。
有宋一代，由于边境问题一直不断，岁贡一直是朝庭一项经常性支出，庞大的军队和官僚系统也需要国家有足够的收入才能负担。在国土面积较汉唐减少的情况下，支出却大幅增加，因而增加国家的财源显得十分重要。显然，依靠农业收入肯定有限，农业税赋过重必然导致社会不稳定，过轻又不能支持庞大的财政支出。宋朝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11世纪前期，非农业税所占的比重，第一次超过了农业税。对大量的“小自耕农”直接征收农业税一向是传统农业国家统治的基础，但宋朝能够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并非依靠加重对国民的盘剥。这样的情况实在是绝无仅有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
二、化民成俗的教育。宋代学校教育异常发达，京师设有国子学，太学等等，另外有专业性很强的武学、律学、算学、画学、书学、医学。宋仁宗以后，鼓励各州县兴办学校，至宋徽宗时期，全国由官府负担食宿的州县学生人数达到十五、六万人，这种情况在当时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唐代学生因父祖官位高低不同，进入的学校就可能不同。宋代官学充分淡化了学生的身份背景，即便是艰难谋生的下层百姓，也要每日积攒一二文钱，让儿子将来有机会入学。除了官办学校而外，私人讲学授徒亦蔚然成风，科举落第者或聚徒讲学，或影响公众事务。蒙学不仅教儿童识字，最关键的是把儒家的理念、价值观、核心思想变成现实的社会规范，传达到百姓中去。
其中以书院的兴盛最为引人注目。宋代的书院是对官学的补充，书院提倡独立于选士、取士的教育理念、学术思想和人生价值。据史书记载，至南宋时期，很多州都建有书院，如绍兴、徽州、苏州、桂州、合州， 闻名全国的有所谓四大书院，即石鼓、岳麓、白鹿洞、应天书院。书院与官办的州县学不同，通常是由士大夫所建，因而学校环境较为宽松，除了正统的儒家学说而外，其它各种学术均可以讲授，不同的思想可以相互交流、切磋、辩难（如朱熹、陆九渊的“鹅湖之会”，朱熹陈亮之间的“王霸义利之辩”等等）。各种思想学说的碰撞，活跃了师生的思想，推动了学术的繁荣和进步。教育的普及既是宋代文化高度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宋代文化之所以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三、都市景观与职能的变化。唐代城市实行严格的坊市制度，将商业区和居住区分开，居住区内禁止经商。唐代长安城格局井然、尊卑地位呈现鲜明。宋代逐渐打破了坊市格局，允许商人经商，街道上随处可以开设店铺。开封、临安都没有分隔整齐的坊、市，而是一种街市状态，官府、民户、商家相互混杂，城市人口超过百万，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大都市。其商业更是异常发达。开封海纳百川，城内有各种宗教活动场所。群众喜闻乐见的戏剧、曲艺表演等市井文化，在瓦子(瓦舍)、勾栏中展现雏形。
宋代许多以政治职能为主的城市已逐步演变为政治、经济职能并重的城市，城市类型开始多样化。从经济角度看，宋朝时期的经济性城市类型大体上可以分为工商型城市、商业型
城市和手工业型城市等三种类型。
1、工商型城市。这种类型的城市通常出现在农业生产和商品生产都比较发达的地区，它们既可以利用周围农村提供的原料发展手工业生产，又可以吸收周围乡村集市的商品和自身生产和商品来发展商业贸易。例如，成都在北宋时期，既是成都府治，又是历代全国的纺织生产基地，是西南地区重要的工商业都会。当时蜀锦是全国著名的丝织品，有“罗、纨、锦、绮等物甲天下”之称。蜀锦的产量也相当可观，仅北宋中央政府每年就从四川地区采购“上供绫锦鹿胎万二千匹”。在南宋时，国都临安（今杭州）、婺州（今江西金华）、平州（今苏州）、镇江、常州、湖州等地已成为当时全国最主要的丝织业中心。尤其是平州，既是府治所在，又是全国纺织生产基地和商品交换中心，成为江南地区工商业都十分繁荣的都会。
2、商业型城市。这种类型的城市通常出现在水陆交通都比较发达的地区，即交通枢纽地区，主要是由于货物中转和商业贸易比较发达而形成。随着大运河的疏浚，在大运河沿岸，一些较大的政治中心城市如临安、汴京（今开封）等一跃成为全国的重要商业城市，其规模之大，人口之众，商业之繁华，在当时是其它城市望其项背的。据《汴都赋》记载：当时的汴京是“竭五都之镶富，备九州之货贿”。据周宝珠研究，在北宋元丰年间，东京（即汴京，今开封）的工商业者及其他服务行业共有15000多户。唐朝时期的坊、市制度已被打破，工商业者临街开店，大小商号鳞次栉比。主要商业区，终日车马杂沓，交易繁忙。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开封城中汴河沿岸商业繁荣的真实写照。这些商业区除白天营业外，还有夜市、晓市。另外，开封城中还有相国寺、鼓扇百索市、巷陌杂市、乞巧市等定期交易市场，其交易规模也很大。长江沿岸交通发达地区也出现了许多商业性城市，如京口（今江苏镇江）、芜州、江州蕲口、鄂州、荆州等，其中鄂州尤盛，其商业影响范围东及于海，西至于川，南抵珠江，北达淮水，“盖川、广、襄、淮、浙贸迁之会”，“市邑雄富，列市繁错”。真州（今江苏仪征）在北宋时也已替代了隋唐时期的扬州的地位，成为两淮、江浙诸路货物的集散地。
3、手工业型城市。这种类型的城市，与隋唐时期的手工业城市相比，已有很大的不同，它的起源既不是政治中心，也不是交通枢纽，它主要是依赖于手工业或矿业而形成发展起来的。这主要是宋朝时期在纺织、陶瓷、造纸、印刷、造船、兵器、冶金、制盐等的生产规模、品种、数量和技术等方面都有了显著的进步，使手工业型城市排除了原有政治方面的因素而独立发展起来。这一时期造纸技术已进入了相当成熟的时期，因而都城开封、浙江杭州、福建建阳、江西婺州、四川成都和眉山等都发展成为印刷业的中心，而吴江府的粉笺、温州的蠲纸、台州黄岩玉版纸、杭州的藤纸、绍兴府的竹纸、宣州的宣纸等，在当时也都是非常著名的纸制品。从纺织业来看，有蜀锦、定州的刻丝、婺州的花罗、东阳的花罗、润州的花罗、青州与邵州的隔织、抚州连花纱、越州的寿陵和绵州的巴西纱子、亳州的轻纱、明州象山女儿布、平江府昆山药班布等。从制瓷业来看，窑址遍及全国，非常发达。其中定州的白瓷、汝州的青瓷、耀州的青白瓷、景德镇的影青瓷等都相当著名。由此可见，手工业型城市在宋代是相当发达的。
科学文化大繁荣
宋代是我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巅峰时代。哲学、伦理、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医学、工艺可谓是百花齐放，并且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武人出身的宋太祖，对文化的重视超过其它所有的开国皇帝。帝尝读《尧典》，叹曰：“尧、舜之世，四凶之罪，止从投窜，何近代
宪纲之密邪！”赵匡胤于是制定了法律。法律规定不能在朝庭上鞭打大臣、不准对公卿辱骂、臣下除了谋反和叛逆外，不得杀戮，还专门建立了言官制度。开国宰相赵普曾言：“臣半部论语治天下。”太祖曾言“宰相须用读书人！”二人对儒家、对读书人的态度决定了宋朝对文化的基本政策，宋朝从而成为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以来第二个学术自由的时期。
具体说来，宋代文化在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等各方面均取得了独具特色的成就。就哲学、伦理而言，宋代是继春秋战国之后最富成果的时期。以周敦颐、程颢、程颐为代表的宋代理学家，以儒家经典《易传》和《中庸》为核心，同时吸收道家、道教、佛教等思想，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把宇宙本原、万物演化以及人性善恶等理论体系，成为宋代理学的开创者，最终形成了以理学为代表的新儒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至北宋中期，理学家们运用“天理”这一范畴，将本体论、认识论、人性论等有机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是永恒存在的、宇宙万物的本源。它不仅是自然界的最高法则，也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原则。二程还较为系统地确立了宋明理学的基本范畴，可以说是两宋理学的奠基人。至南宋时期，朱熹又以二程思想为核心，吸收揉和北宋以来各派儒家学说（包括周敦颐、张载等人的学说），建立起一个庞大而系统的思想体系，他以“天理”和“人欲”为主轴，将人类的自然观、认识论、人性论、道德修养等有机地集合起来，从而完成了建立新儒学理论体系的艰巨任务。因而，朱熹是两宋理学的集大成者，也是孔子、孟子以后影响最大的儒学者，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然而，理学在宋代并非一统天下，不论是南宋，还是北宋，思想界都非常活跃，同时存在其它种种不同的思潮。与朱熹学术存在差异的陆九渊吸取禅宗理论提出了“心即理”的命题，二者之间经过激烈争论，最后不了了之，可见当时学术空气是相当自由的。
史学领域，宋人在编纂体例方面，除了继承传统的编年、记传体之外，还新创立纪事本末体，对此后史学的发展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通常而言，当代史存在不少忌讳，因而宋朝政府开放私人修史的限制，这大大促进史学的繁荣和发展。正因为如此，宋代史学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其中以司马光等人所著《资治通鉴》最为著名，作为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其史学价值和政治价值足以和《史记》相媲美。
文学方面，宋诗不仅继承了唐诗的辉煌，而且还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宋体。艺术成就和唐诗并峙的就是宋词，在宋代，这一艺术形式的成就达到顶峰。以欧阳修为代表的一批散文大家使这一文学形式也达到前古人的高度。应该说，宋代在文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非常卓著，很多领域都达到了古代文明的最高峰，也给后代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如明清时期的小说便是直接导源于宋代说书人所用的话本。
宋代的绘画艺术也有很高成就。末代皇帝赵佶虽然做皇帝不行，但他对中国绘画艺术的巨大贡献却不可否认。首先，他是一位天赋极深的绘画爱好者，又是造诣很深的画家。其次，他又是宋代绘画领域的组织者和主要资助者。由于这一渊源，在宋代宫庭之内，集中了一大批杰出的画家。黄筌的花卉，李公麟的人物，米芾及子友仁的山水，徽宗本人的花鸟，皆卓绝于世。
工业、商业、贸易的高度繁荣，客观上要求与之相匹配的技术与工艺，因此，宋代科学技术居于当时世界的最前列，也就不足为奇了。两宋时代在科学技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之大，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震惊世界的三大发明——火药、活字印刷和指南针，就诞生于这一时期。正如国内外许多著名史家指出的，这三大发明改变了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中
国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都成熟于宋代，并不是一种巧合，而是经济高度发展与繁荣的客观要求与必然结果。除此之外，中国人在其他许多方面也取得了成功。兴修水利，实施水稻的双季栽植；茶叶种植面积扩大；棉花成为普及性农作物；算盘开始应用，从此成为东亚商人的主要计算工具；火药的发明又推动了火箭、突火枪、火炮、地雷、火毬等兵器的革命。没有两宋社会良好的科技氛围，很多发明都是很难出现的，这些发明的降生本身可能是偶然的，但它确实又寓于两宋社会尊重科技、重视科技氛围的必然之中。
在天文领域，宋代也取得了辉煌成就。北宋中期，杨忠辅制定《统天历》，以365.2425日为一年，这个数字与西方1582年颁布公历时的数据完全相同，比现代天文学所测数值只差26秒，由此可见宋代天文学发展水平之高。
在生物学和医学领域，宋代也有很高成就。在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背景下，宋朝政府十分重视与广大民众卫生健康息息相关的医学事业，不仅政府出面编辑刻印了很多医学典籍，而且要求各州县加以推广应用。其中《太平圣惠方》100卷，收录中药处方16834个，《圣济录》200卷，是医学上的一部百科全书，收集了诊断、处方、审脉、用药、针灸等各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政和本草》共介绍各种药材1558种，其中新增加628种新药，可以说是一部完备的药物学著作。南宋时期的宋慈收录并总结了前人的法医知识，创作出《洗冤集录》一书，其中涉及验伤、验尸、血型鉴定、死伤鉴别、检骨等多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同时对毒药和医治服毒的方法也进行了总结，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法医学著作。上述仅仅是介绍了宋代医学领域很小部分的成就而已，于此亦可以看出两宋时期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之一斑了。
宋代还有一最辉煌的美术工艺，为历朝所不及者，就是磁器。功底深厚的宋代文化、统治者的自身的文化素养及价值取向，使凝聚在宋瓷上的文化艺术空前绝后。以宋官窑代表典型的供御用瓷，其釉色平淡含蓄，素雅之中表现着内心的意蕴。从美学角度，它的艺术格调是高雅的，特别受到西方人的倾赖。细密的冰片，隐约间闪烁着钻石的光芒，仿佛是宋代艺人无意间冰镐敲击的严冰穿过时空来到了我们面前、温润而细腻。后世把宋代五大明窑称为“千古绝唱”，是与历代仿制不成，差别巨大是有一定原因的。
宋瓷是最精美艺术与精确工艺完美的结合。因为各地名窑瓷器大量地生产，不仅供皇家贵族使用，还为官员学者们、及市民阶级所珍爱、使用，所见之人几乎都对其赞叹不已。可惜宋瓷许多的工艺都已失传，其水准即使现代都难达到。宋朝的瓷器是如此的精美，以至于宋朝遗留下的官办瓷器几乎都价值连城。自宋代以后，历代文人墨客及古玩爱好者都对宋代官窑津津乐道，撰文著书者众多，但历史上能够亲眼目睹并真正鉴赏宋代官窑真面目的人少之又少。有关宋代官窑的论述变地扑朔迷离，这样便给人们留下了发挥自由想像的空间。对宋官窑的研究也就成了中国古陶瓷学述研究中最为热门的课题之一。
总而言之，用已故著名学者邓广铭教授的话来说，“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这一结论颇具见地，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客观读宋史，平心论兴衰
无论从那个方面来看宋代的政治经济，我们都可以从中国现代、世界现代的国家政治中找到种种熟悉的影子。可以说，当时的宋朝以一种异乎寻常的成熟，超越了同时代的所有文明。它的成就、它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本来足以让今天的中国人倍感自豪。然而，自元
以后，无论是汉人，还是其它民族，都对这个朝代抱有固有轻蔑。这样一个如梦如幻朝代，如今只有在它的政治影响力当初没有覆盖的地方，才获得应有的尊重。在欧洲、在美国、在日本，人们对宋代的评价要比它自己身后的国度要高得多。由于语言的限制，西方人对宋代的成就了解得并不多，所以还不能完全理解宋朝对中国、对世界而言的意义。
如今国人一直对宋朝的文化、政治制度、思想道德进行批判，并把宋朝的灭亡归因于宋朝的理学和宋朝的儒生及文人政治。我不排除宋的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它政治体制僵化和末代皇帝的无能，但断言宋亡于它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思想，则有失公允。中国文化自宋以后逐步保守、封闭、僵化，主要原因就是宋后各代统治者摒弃了宋代文化中自由、开放、包容的优势，最终造成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落。甚至可以说，明清两朝的统治阶层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对宋代文明“取其糟粕，弃其精华”，最终导致了中国在近代的全面落后。直到今天，我们很多历史学家、政治家仍然在坚持十分荒谬的成见，不从唯物史观出发，实事求是地分析宋代及宋代衰落和灭亡的真正原因，而是为了某种政治成见而研究，为了解释而解释，为了证明而证明，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无疑是不客观的、无道理的。 我们今天站在历史的角度，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宋代政治的各项弊端，但是，拿现在的认识来议论古人的是非，如果只是以史为鉴，则无可厚非，如果心有戾气，口出谤言，则有失公允。这就像学了相对论、量子力学之后，嘲笑牛顿物理学不完善一样。
如今很多国人言必汉唐，我也完全赞同汉唐两朝是中国民族最令人激动和自豪的朝代，但激情可以燃烧，历史规律却是冰冷的。中国主要朝代政治的一般传统是万邦纳贡，从来没有将邻国当成一个平等的政治对手看待。现在不少国人总是沉醉于汉唐盛世的迷思之中，每每以中华上国国民自居，动辄以蛮夷贬低他族他国之国民。这既不合时宜，也自外于邻邦，空有热血，但不足以成事。今天，当我们知道世界并不是只有我们这一个文明，我们也不是世界文明中心的时候，我们应该用更冷静、更科学的态度来对待两宋时代。毕竟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接近现代管理的朝代；宋朝是我国文化巅峰的时代；宋朝的外交现状与外交政策对今天的政府及民众有着借鉴的意义。（如维持边界安宁，集中精力进行国家建设、利用其它国家的相互矛盾牵制、制约主要敌对国家从而最大限度上保障国家利益无论在宋代，还是在现在都是行之有效的基本国策。）
如果把宋代放到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唐到宋经历着一个重要的社会变迁过程。如果予以比较简洁、明确的概括，或许可以归纳为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它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方面的突出成就，在制度方面的独到建树，它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与牵动，使其无愧为历史上文明昌盛的辉煌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