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2月11日凌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广州起义爆发,12月12日,国民党张发奎所部3个多师和在广州市区的国民党残部,在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的军舰和陆战队支援下,向起义军反扑,下午两点多,一辆插着红旗的敞篷汽车从起义总部驶向枪战正急广州大北门,车上坐着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和广州起义的总指挥张太雷,汽车行至惠爱西路时,前面突然出现一群工贼组成的反动武装,他们身着便衣对着张太雷举枪便射,张太雷身中三弹,倒在车内壮烈牺牲,时年29岁,他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牺牲在战斗火线上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张太雷牺牲后几个小时后,起义军余部开始撤出广州城,而关于张太雷遗体的下落从那时起就成为一个历史谜团。
求学生涯受民主革命思想熏陶
张太雷与瞿秋白、恽代英一起被称之为“常州三杰”,1898年6月17日,张太雷出生在常州市一个没落的封建世家。1911年冬,张太雷以优异的成绩从常州西郊初等小学毕业。在校长马次立的资助下,张太雷于当年考入常州府中学堂(即现在的江苏省立常州中学)预科学习。翌年,正式转入校本科一年级学习。常州府中学堂的校长屠元博,在日本留学时,就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积极参加反对清朝卖国统治的活动。在他的影响下,常州府中学堂成为进行民主革命宣传和活动的一个场所。
1913年,常州府中学堂改名省立第五中学。1915年暑假前,张太雷再有一个学期就毕业了,这时发生了一件大事。班里有一个叫李子宽同学,因为平时爱和个别老师开玩笑,学校便以此为借口要把李开除了。平时,张太雷与李子宽感情融洽,他认为学校无理,就和同学一道向学校当局提出质问,并举行罢课一星期。学校当局宣称:张复等素行不谨,与李子宽相似,如不悔改,下期毋庸来校。张太雷不堪受辱,就这样仅差几个月就中学毕业的张太雷毅然离校。1915年秋,张太雷把姓名由张复改为“张曾让”,考入了北京大学法科预科。但由于当时北大的学制很长,张太雷认为自己的经济条件难以支持,同年冬,便转入位于天津的北洋大学法政科临时预备班肄业。
1916年秋,张太雷升入北洋大学法科法律学门。因为家境贫寒,入学后,他就一面读书,一面工作。由于他读书勤奋,各科成绩很好,尤其英文课程,很快他就在该校一位美国教授创办的《华北明星报》担任英文翻译。1917年冬,俄国十月革命爆发,马克思主义开始传人中国。从1918年起,张太雷不断从北京大学俄籍教授鲍立维那里得到有关马列主义的书籍,他的思想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他把原名张曾让名为张太雷,意在立志把自己化为改造社会的“巨雷”。
我党早期革命先锋
1920年6月,张太雷在北洋大学法科法律学门毕业后,前往上海。8月,他与俞秀松等人发起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回到天津后,他在天津北洋大学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活动。同年9月中旬,李大钊在北京发起组织北京共产党小组,其成员以北京大学的师生为主,张太雷也加入了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初,张太雷被派往苏俄,担任国际远东局中国科书记,成为第一个在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苏俄期间,他遇见了江苏常州的同乡瞿秋白。张太雷比瞿秋白大1岁,二人在常州中学堂读书时是最要好的朋友,而且差不多同时从该校退学。当时,瞿秋白是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派驻在苏俄的记者。同年5月,经张太雷介绍,瞿秋白参加俄共,直到1922年春,瞿秋白才正式参加中国共产党,所以张太雷是瞿秋白的入党介绍人。同年6月,张太雷受党的委托,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成为中国共产党出现于共产国际会议的第一位使者。
1921年6月,张太雷担任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翻译,并陪同马林多次与北京的李大钊、张国焘和上海的李达、李汉俊等商谈,最后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共“一大”。会前,张太雷又为大会筹备组翻译了《中国共产党宣言》草案,并提交马林修改。“一大”后,张太雷又陪马林赴桂林会见孙中山,促成了国共合作。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张太雷与周恩来天津分别后,在会议上再次相逢,出席大会的还有张太雷的好友瞿秋白。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三绞处决”,绞刑整整进行了40分钟,李大钊“神色未变,从容就死”。5月16日,中共中央及中共湖北省委在汉口举行万人追悼大会,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的张太雷在大会上悲怆地报告了李大钊蒙难牺牲的经过,二十多年后,当年参加追悼大会的何香凝仍对张太雷的报告记忆犹新,“当时我们都不能遏制地流下泪来。”
中共历史上,牺牲的第一个政治局成员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发布的“秘字第一号命令”,通缉陈独秀、张太雷、周恩来、瞿秋白等197名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同年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汉口召开,张太雷、瞿秋白出席了会议,大会选举瞿秋白、周恩来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太雷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调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同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组,由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张国焘组成5人常委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当时五人常委作出了三项重要决定,即决定在湘、鄂、赣、粤四省举行秋收暴动、南昌起义、筹备召开中央紧急会议。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会议由瞿秋白主持,会议选举了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瞿秋白等9人被选为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周恩来、张太雷等7人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决定成立南方局,南方局设立军事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张太雷担任广东省委书记,在周恩来没有到达之前,由张太雷等组成临时南方局,负责准备并指导两广、闽南区域的武装起义。
1927年11月中旬,粤、桂军阀之间为争夺地盘爆发战争,中共中央认为应该趁国民党两广军阀争夺广东地盘冲突的机会,在广州发动一次暴动,11月26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从香港返回广州,秘密召开了有部分省委常委参加的会议,具体研究了广州暴动的准备工作,并成立了以张太雷为委员长,黄平、周文雍为委员的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领导起义,随后还成立了起义军总指挥部,叶挺任总指挥,叶剑英任副总指挥,起义原定于12月12日举行,但在起义前夕,张发奎对起义的计划有所察觉,准备解散教导团,在广州实行戒严,并调其主力部队赶回广州,紧急关头,中共广东省委决定提前于11日凌晨举行起义。
12月11日凌晨3时30分,广州起义爆发。起义的军队、工人赤卫队、郊区农民赤卫军高举红旗,向敌人猛烈进攻。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起义部队占领了广州珠江北岸的大部分地区。上午6时,攻占了敌公安局,并在那里设立起义的总指挥部。张太雷亲笔书写的“广州工农民主政府”的红布横幅,悬挂在总指挥部大门上方。张太雷还主持召开了工农兵代表会议,会议选举苏兆征为广东苏维埃政府主席,因为苏兆征生病没有到任,就由张太雷代理主席兼人民海陆军委员。12日,张太雷壮烈牺牲。
张太雷牺牲的消息传到上海后,瞿秋白忍着巨大的悲痛写下了《悼张太雷同志》一文,1933年8月16日,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在瑞金举行第48次会议,决定为纪念张太雷烈士设立太雷县。
烈士遗体的下落
查阅1928年1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第12期,曾经载文说,在广州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在广州城内大肆屠杀革命群众,“在12月14日至19日五六天之中,杀死了五千七百多人”。因为烈士遗体大多集中在广州市内的红花岗附近,最后背集体就地埋葬在这里。
关于张太雷遗体的下落问题,解放后党与政府曾进行了多次调查与寻找,都没有找到任何线索。1956年3月26日,广州有关方面召集参加广州起义的革命老人举行座谈会,一位名叫梁梅枝老人说,广州起义时,他是工人赤卫队第一联队一大队一中队的中队长,12月7日晚,他还在太邱书院听过张太雷、杨殷、周文雍的动员报告。“张太雷会后在回公安局归途中,中敌人的伏击牺牲在惠爱西路西园酒家附近。周文雍立即派人到南堤通知汽车工人赤卫队派车去接遗体。我便和香港摩托工会负责人、赤卫队大队长袁松、支部书记杨绩、工会负责人黎胜、陈贯、卫炳耀和电车工会罢工归来的赤卫队队员十多人,开了一部大客车到现场。只见汽车弹痕累累,轮胎打穿泄了气,车已不能启动。张太雷的遗体靠在车厢内,脸朝南,头部中一弹,仍戴着眼镜,胸侧中一弹,血水流淌在车内外。据负责警戒该地段的赤卫队员说:他们赶来时,太雷还未断气。敌人是穿便衣的。我们把张太雷、司机冼镏和张太雷警卫员三具遗体运回公安局后,停放在大院内竹树旁。周文雍看过后说要开追悼会,还安慰了冼镏的遗妻。”
上个世纪60年代初,为抢救广州起义的史料,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杜埃组织广东人民出版社几位编辑寻找当年参加过广州起义的老人。他们找到了一位叫“陈功武”的老人。陈在起义前担任工人赤卫队第一联队政治主任。起义爆发后,陈功武在刚成立的广州苏维埃政府参加了第一次成立大会,12月12日中午,陈功武又到西瓜园广场参加群众拥护苏维埃政权成立的庆祝大会,周文雍还叫他作为群众代表主持开会。在这两次会议上,陈功武都亲自聆听了张太雷那激动人心的讲话。散会不久,陈功武回到诗书新街家中喝完一杯茶后,忽然听见外面响起了枪响声,他立即跑到龙藏街太邱书院赤卫队第一联队的集合点,在那里他只一位工友说“散了会,太雷同志的汽车开到黄坭巷口,突然有股机器工会的工贼冲出来,一阵乱枪,太雷同志和司机、卫士当场牺牲。”陈功武问那个工友张太雷的“遗体在哪里。工友说在总部(即广州苏维埃政府)。”陈功武立即跑到总部,“三步两脚奔进办公厅,心急速地跳动――啊!忽然我的心紧缩了,仿佛蓦然停止了跳动。我泪花盈盈的眼睛看见了!太雷同志静静地躺在那里,两手紧握着拳头,”“在太雷同志身旁,躺着他的两位战士――司机冼镏和卫士的遗体,望见这情景,隐忍多时的热泪终于突眶而出。”后来陈功武还得到起义总部的通知,说13日为张太雷出殡,并在明星戏院开追悼会。13日上午,陈功武跑到明星戏院参加追悼会时,只见戏院内悄无一人,他立即又跑去总部,那里已经空无一人了,原来起义部队都已经撤退了。
这两位老人的回忆也没有为我们提供张太雷遗体的下落。事实上,12月12日晚,国民党军队涌入广州市区后,当时的场面十分混乱,已经没有人具体指挥起义军的撤退了。当年参加起义的徐向前后来曾经回忆说,他率领的部队被打散后,就跑去起义军总指挥部住地找人请示,“谁知那里空空如也,办公机关已全部撤走”。后来碰见匆匆路过的几个认识的人,他们告诉徐向前说“人家都走了,你还不快走!快走,到黄花岗集合去”。
由此可见,因为起义的失控,混乱中,已经不可能有人顾及张太雷烈士的遗体。许多人都在逃命,可能有许多起义军战士因为没有接到撤退通知就被屠杀了。张太雷烈士遗体的下落因此成为了难解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