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的，30几年过去了，昔日在国际上被称为落后贫困国家、社会主义的中国，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个非驴非马的中国特色的国家资本主义强国，不容争议。今日在发达国家看新闻，每逢到finance时间，讲经济和金融，US,Europe,China等，一定要并排关注的。还会特别专门分析US，China的经济情况。足见中国在世界上已经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几乎可以和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了。至于将“Dama”（大妈）和“Tuhao”（土豪）作为新潮词语收入英文词典，足见当代中国影响力确实不凡。
“中国模式”是否成功了，那是中国人自己才关心的事情。哪些改革了，哪些不改或者不会改，事关社会心理和个人感觉，处身其中江湖的人才会格外耿耿于怀。国际上比较关心一个国家给多数人的认知形象，尤其是一个强国，用“XX国人”来称呼之，还加上一些代表性的意象元素。以此代表其“软实力”和文明形象，这也叫“影响力”。——是影响力重要呢，还是本身的现代性重要呢？中国人一定认为影响力最重要，而在世界上，文明国家会认为“现代性”更重要，因为这是关系到“人”的本质问题。
哪些元素和意象可以作为当今中国形象的代表作呢？大家都很熟悉的：
中国房地产产业；中国摩天大楼群；MadeinChina；中国购买（包括中国进口，诸如粮食、石油矿产资源、技术；对他国土地、企业等的购买；中国移民和游客对奢侈品和房地产的豪买等）；中国移民和中国留学生；爱国主义；雾霾；反贪；土豪；上访；拆迁；独生子女（据说中国军队中独生子女已经超过80%）。。。某人作“中国九特色”：中国大妈，温州爆炒团，中国扫货族，欠债跑路族，中国下跪族，中国哄抢族，中国空怒族，中国乞讨族，中国烧钱族。——中国特色震惊世界。
中国和中国人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说到底，好像中国人始终还是那么一回事。何为中国人呢？经历社会历史巨变和经济暴发之后，在传统文化和全球化合力影响之下，今日中国人具有怎样的性格心理特征呢？中国模式的整体形象又是怎样的呢？下面集纳一些小片断故事和评论，从不同的角度来见微知著，以供生动形象的观察。
爱国志士的奏折
当中美贸易谈判之际，我留美经济学会的徐滇庆先生“爱国”心切，向国家领导人上一奏折，主张中国应与美国对着干，哪怕引起双方互相制裁。徐先生慷慨宣称：虽然相互制裁会使中国受到比美国更大的损失，但咱不怕！因为美国人若因相互制裁导致20万人失业，克林顿就得下台，而我们虽然会有1000万人因此失业，但政府照样稳如泰山，因为“政府从来没有承诺”对他们的饭碗负责！好一位爱国志士，好一番豪言壮语！美国人对我们不平等，我们当然要反击。但怎样反击？徐先生的办法是宣布：中国老百姓比你们贱得多！你克林顿怕美国老百姓，而中国老百姓在我眼里算什么，区区1000万人不过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家奴，谁个“可以说不”？我“从来没有承诺”尊重这些人的意志，你克林顿其奈我何？（秦晖：《不爱国人却“爱国”，只“爱民族”不爱民》，共识网2014-1-22）
奢侈品消费的“集体主义”
“世界奢侈品协会”预测：到2015年，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国。巴黎高等商学院的奢侈品专家米歇尔-谢瓦利埃（MichaelChevalier）在一本研究中国人消费的书里说：中国人比西方人更重视财富所彰显的个人成就。因此，中国人购买奢侈品的浪潮如此疯狂，蝗虫般席卷了世界各地的奢侈品商店。总结俩字：显摆。谢瓦利埃还进一步指出：在中国社会，消费者很少冒险尝试，率先使用新产品，但是又担心落伍，虚荣心很重。这矛盾的心理就造成了在早期尝试者的试验性消费后，大量后续消费者一窝蜂的跟进购买。在奢侈品消费领域，情况也是如此。这也可称为奢侈品消费的“集体主义”。多年前，国外奢侈品刚进入中国时，除了有钱又前卫的人，一般民众还对奢侈品存有疑虑。而这些年随着人们普遍的疑虑消除，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出现了井喷式的增长。据统计，中国奢侈品消费在过去的十年里一直以20%的速度保持增长。原本是小作坊的精品市场，一下子被激增的需求撑大，成了超市甩卖。也难怪一些外国奢侈品牌会直接在华设厂，就地大规模生产中国特色的奢侈品卖给屌丝，也难怪网店上到处挂着用颜料染色的假孔雀毛，以供一毛不拔的土著找感觉。（《奢侈中国》，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0-8）
房屋降价潮来袭与购房者打砸售楼处
中国购房族的心理是怎样的呢?第一说：房子在中国除了居住属性，还有一个稳赚不赔的投资属性，买房也是一种投资。如今泡沫将破，降价潮来袭，投资客们如坐针毡，“不是以实际居住为买房目的”的人不希望房价降。第二说：房价为嘛不能降？先看房价是怎么高起来的？政府的土地出让价，地王价一浪高过一浪，建筑成本、人工成本一天贵过一天，房地产商追逐利润的欲望一年大过一年，已购买高房价的刚需者、投资客，固定资产保值增值的意愿一波大过一波……这样看来，在金融杠杆高启不下的房地产行业，除了还没买房的老百姓，还有谁会希望房价下跌呢？第三说：楼市是个多方利益难以均衡的矛盾体。买了房的不管投资还是自住，谁也不想看着自己的资产贬值；没买房的不管买与不买的都想让房价下降。而作为政府和房企，双方都不想失去这块大肥肉。此外，如果房价深度下跌，银行系统也会面临风险。第四说：“买涨不买跌”的盲目从众心态导致人们买房的严重跟风，房价也日益见涨。暴涨了这么久的房价现在步入下跌通道是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当然这也是炒楼者、投机客的噩耗。已购房的普通百姓对于房价下跌的“不买单”其实也在情理之中。被楼市“绑架”的幸福，何时才能“松绑”？第五说：市场参与者和监管者都抱定一个偏见：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的支柱，是自己钱包的支柱，中国经济是土地经济，所以房价只能涨不能跌，房价跌了中国经济就要发生危机！对于真正要置房安家者的死活，这些人是不关心的。
自从中国部分城市的房价开始下降以来，全国各地先后出现了早前购房者打砸售楼处的新闻。下面是两则事件记录：
多个标杆房企近日在申城推出价格下浮幅度达30%左右的房子。开发商为加速回款保资金需求进行的上海“秋收”降价促销活动，日前惹怒了部分业主引来风波。数百名老业主在上海嘉定龙湖郦城售楼处聚集，表达对销售方的不满。同一天，本应空无一人的上海浦东南路500号国家开发银行大厦写字楼内，突然出现了近400名中海御景熙岸业主聚集的热闹场景。随后，嘉定新城绿地秋霞坊、新里米兰公寓等楼盘，也相继出现了业主聚集与开发商对话的场景。（网易房产2011-10-24）
售价16000元至21000元的广州亚运城山海湾项目降价销售了，广州的老业主却封闭小区禁止销售员和看房客进入。每当楼市步入下行轨道，比如说2008年、2011年以及今年，总有一些楼盘老业主站出来以种种方式来反对，甚至不乏极端抗议行为，以阻止开发商降价销售。（新浪财经网2014-6-3）
网评：“在中国，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房价暴涨了十多年，没有人去砸售楼处；而房价一旦下跌，就有人来砸售楼处！这最能说明国人的心态：就算涨了十倍，我没买是我自己倒霉，但是我买了，你就不能跌下来让我亏！哪怕一直涨到天上，哪怕同胞水深火热，只要我赚了就行。你跌下来让我亏就去砸你！这样助纣为虐的国人，才产生这样的穷凶极恶的统治者”。
收购人尿输入供热管道
齐鲁晚报： 为了防止愈演愈烈的从暖气管道里偷热水的情况，潍坊安丘盛源热电公司贴出通告，称为确保供暖管网安全，面向市民大量收购尿液，将其输入辖区供热管网。公司办公室称，征集人尿，将其输入供暖管道，都是被愈演愈烈的偷水现象所逼，实属无奈。由于偷供暖热水的现象严重，每天需要补注大量的水，严重影响供暖工作。
该热电公司也曾同其他供热公司一样，向供热管道注入化学防腐剂或颜料以求少失水，但效果甚微。偷水的人往往有着出奇的“耐心”，放开暖气水，任其畅流，直至不见颜色为止，热水损失惨重。偷放暖气水行为日趋严重，不仅给供热单位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也给其他居民的采暖造成影响。因为偷水难以监管，许多供热单位不得不出狠招制约“偷水”。
早些时候，热企的防范措施是往水里兑颜色吓唬人；后来变成了往水里加大蒜素、臭味剂，一度还曾熏晕过人；现在，大多地方改为加注化学试剂，因其高效实用得以大范围推广。
据媒体报道，早前青岛某热电公司向水中加入了“防偷水剂”。防偷水剂在水中经过反应后变为大蒜素，散发的臭味对人体没有危害。但很多供热单位表示，供热水添加剂成本非常高，坚持添加就是因为缺乏监管，如果不添加会给供热单位造成更大的损失。
洛阳某小区为防业主偷放暖气水，竟谎称水中有致癌物。他们在小区张贴公告称：“物业已在暖气水中添加了抗腐蚀工业原料，使用后会对身体带来不可估量的后果(如皮肤癌、喉癌等)……”招致居民反感。
呼和浩特某热力公司负责人介绍，私自接放暖气水较多的是洗车和饭店行业，他们大量接放暖气水，但是暖气水都是添加了药品的软化水，不但对清洗车辆的漆皮无益，而且用软化水清洗的餐具对人体还有害。更有甚者直接用暖气水冲厕所。（腾讯新闻：为防暖气偷水热企称管线注尿，2014-1-16）——是供热公司没有职业道德呢，还是国民素质卑劣难弄呢？无奈，坏人对抗坏人。
大妈广场舞VS社区居民反感，僵持不下，政府无作为
汉口中央嘉园小区广场上，20多名中国大妈每天晚上都在音乐声中翩翩起舞，终于某天晚上突然被从天而降的粪便泼了个满头满身。原来是楼上住户不堪噪音长期干扰，多次交涉无果，住户曾投掷过硬币、碎石，双方还发生过口角，最终采取此举泄愤。气急之下，大妈们不仅对着楼上大声叫骂，还索性将播放器音量开到最大，对着2栋楼大放特放起来。
2号楼的住户们曾提出，楼下的噪音不仅影响休息，还严重干扰了孩子的学习，因此希望大妈们转移到小区外的空地上活动，或者在跳舞时不要开音乐。对于此要求，大妈们并不接受。“我们都是老年人，就想一块热闹一下，也能锻炼身体。如果不让放音乐，跳舞还有什么意思。”而说到转移地点，大妈们连连摇头：“外面又是人又是车，哪里有小区里环境好。我们也是业主，凭什么不能在这里活动？”
物业公司经理告诉记者，2号楼上共有72户业主，主要投诉都集中在广场一侧的中低层。他也曾在放音乐时进行过实地查看，“一直到12楼都能听见声音”。“如果用仪器来测，不一定能达到噪音的级别，但肯定是对部分住户有干扰。”2栋有两户住户由于不堪其扰，已经在前不久搬离。“一家住着两个老人，一家有孕妇。”（网易新闻2013-10-25,来源：武汉晚报）——中国大妈在广场热舞，已是全国普遍情节，扰民之事，全社会多数人表示反感。根据网上读者投票记录，几乎一边倒的对广场热舞加以反对。
于是，另一种对抗出现了：26万元高音炮还击广场舞，谁比谁狠？
“请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平台上架了6个大喇叭，从当天下午2点开始，“警告声”一直播放到傍晚5点多。一些广场舞大妈实在受不了了，陆续打道回府。温州市区新国光商住广场的600户居民们在多次交涉无果后，集资26万元买来“高音炮”，和广场舞音乐同时播放。（都市快报3月31日）
买高音炮还击广场舞大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网上赢得很多网民的支持。“你大，我比你更大”，这种以狠制恶的方式是中国文化的潜规则之一。她有要跳舞的说法，你有要休息的理由，难道我们真就找不到那个互相合作的公民规则？没有现代法治和公共理性，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中国社会缺乏有效的公共社会法治规则，政府对此没有作为，至今仍在全民纠结之中。
贪官家中藏巨量现金
据财新网报道，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近日（2014-5）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据多方证实，魏鹏远被带走时，家中发现上亿现金，执法人员从北京一家银行的分行调去16台点钞机清点，当场烧坏4台。从2008年魏鹏远被提任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至今70个月，约2100天。上亿现金意味着，魏鹏远从上任至今，至少日进5万元人民币。数据显示，北京2013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40321元，甘肃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9044元。也就是说，若6年“进账”上亿元，则日“进账”相当于北京2013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2倍，约为2013年甘肃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6倍。一张一百元的钞票长155毫米，宽77毫米、厚0.1毫米，重约1.15克，价值亿元的百元大钞堆积起来大约长1.55米，宽0.77米，高1米，重量高达1.15吨。
2013年年底，呼和浩特市铁路局原副局长马俊飞，因为1.3亿元的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河北省衡水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死缓。马俊飞在北京和呼和浩特买了两套房，专门藏匿巨额现金。
显然，现在贪官们金钱腐败的行为已经进入到“过度”的境界（动辄过亿，甚至数十亿）。除了采取“裸官”方式之外，一个令贪官们十分头疼的问题是：这些钱怎样藏起来才合适？上述两个例子只是冰山一角，随着许多案例曝光，将会看到在藏匿金钱方面，中国人可能会有许多令人拍案惊奇的创造性。
失款案与唐慧案：两个案件的判决
在2012年5月于杭州召开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西北政法大学教授汪世荣讲到两例案件及其处理：2009年11月6日，江苏一位推自行车卖豆饼的老人捡到1700元钱，心想失主肯定很急，老人就托见证捡钱过程的一位先生拿钱找失主，可找了好一阵，并未找到。那人将1700元钱（实际为1500元钱）交给老人。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失主”周继伟，并把1700元钱还给了他。可周声称其所丢的是8200元，要求老人在1700元之外，再返还其6500元。老人听罢既委屈，也憋气！而“失主”不依不饶，当年11月25日，“失主”还将老人诉诸法院。该案受理后，在扯不清、道不明的取证过程中耗费了十余天，给双方当事人都造成重大的心理压力，最终以原告撤诉了事……无独有偶，中国古代也曾有类似案例。一位小孩在路上捡到5両银元，其母担心失主着急，命儿子在捡钱的地方等待。后来果然有人匆匆来找钱。小孩给了失主，但失主声称自己丢了10両银元，并以为小孩赖了5両，将其诉诸官府。古代判官的判决很干脆，既然你丢的是10両，而小孩捡的是5両，说明小孩捡的不是你所丢的，所以这5両白银应返回给小孩。（谢晖：《事实推理与常识裁判》，北大法律网-法学在线，2012-9）
唐慧案由两个案子共同构成，一是“唐慧被劳教案”，二是“唐慧女儿案”。鉴于永州当局已经纠错在前，“唐慧被劳教案”在去年应该视为已大体了结了。包括周军辉和秦星在内，“唐慧女儿案”共有七名被告人接受刑事惩罚。其中的五名罪犯因不涉及死刑判决也已宣告审理终结。因最高法未核准两名主要罪犯周军辉、秦星死刑，并将案卷退回湖南省高院重审，本已大体平息的唐慧案，再次引发了舆论的关注。唐慧案再次进入人们的视线，是因为有媒体报道称，如果不判决周军辉和秦星死刑，她将重走上访之路。最高法在向社会公布“发回重审”的复核决定之同时，有一个为什么要“发回重审”的详细说明。在最高法的《意见》中，首次态度鲜明地强调：不能因为舆论炒作、当事人上访闹访和因为地方维稳等压力，作出违反法律的裁决。最高法《意见》中所指出的舆论炒作，尤其是部分媒体干预司法裁决搞“媒体审判”和“舆论审判”的情形，在唐慧案后半段的审理中并非可作完全的排除。至于在“面”上，与司法审判中不同程度存在的审判不公现象一样，“媒体审判”和“舆论审判”也早已不是偶尔出现一次性“个案”。毫无疑义，真正建设法制和法治社会，二者均须得到同等遏制。尤其不能因为有审判不公的存在，对后者就可以听之任之甚至熟视无睹。（鲁宁:《唐慧母女该“正常”生活了》，观察网2014-6-15）
在中国，人情大于人命
47年前的今天，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被该校红卫兵活活打死。这起光天化日之下的谋杀案，至今未立案，凶手依旧逍遥法外。
“文革”结束后，苦主王晶垚先生一直通过司法和政治途径为亡妻申诉，他采取了迂回的作法，告一个叫袁淑娥的教唆犯，而不是直接告凶手。案发所在地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以案件逾期为名，不予起诉。杀人罪逾期，突显中国法律特色。
美国凶杀案专家佛罗里达州检察官本杰明·哈里斯就此案这样评论中美两国刑法：“二者之间有着深刻的区别。美国刑法专注于个体：个体保护和个体责任。其最重要的目标是，首先，不让任何无辜的人受到犯罪指控；其次，除非证据确凿不能判刑；再次，个体罪犯得到确认并受到惩罚。中国政府从未逮捕过任何一个杀害卞仲耘的罪犯，就我所知，这个案子也从未经过调查。”
2008年11月，哈里斯先生利用假期，自费来到北京调查这件凶杀案。所有被采访人不约而同问他：“您为什么要管这事？”
他的回答也是他来华调查的基础：“卞仲耘遇害事件对中国具有历史意义，然而，假使不是那么多红卫兵——包括宋彬彬和刘亭亭——已经移民美国，从而将这件凶杀案从纯粹的中国内部事务变为美国人，至少我这个美国人的份内该管之事，我是不会参与的。因为我是受美式训练的法律工作者，一生的事业就是起诉凶杀案，这件凶杀案也具有专业的意义。”
在哈里斯看来，这件凶杀案其实很容易审理：“凶杀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持续几个小时之久，为证人指认凶手提供了理想的条件。此外，目击者有几十个，他们都认识凶手。因此，并不存在妨碍逮捕的证据不足问题。毋宁说，没有逮捕是因为中国政府裁定该凶杀案发生在群众运动条件下，所以没有应对其负责的个体，而只应由社会负责。
哈里斯的第一个采访对象是王晶垚先生，第一个问题是：“您认为谁应该为杀害您的妻子负责？”王先生不假思索答道：“毛泽东！”
令哈里斯不解的是，“王先生从来没有要求我为他寻求公正，他从来没有告诉我他要我所说的那种公正——确认杀害卞仲耘的凶手，将她们从人群中区别开来。”后来他们又见过两次面，哈里斯来华的计划没有进展，王先生留给他印象最深的话是：“在中国，人情大于人命。”
哈里斯终于认识到，对于凶手的认识，中美两国除了法制上的区别，还有民间哲学上的差别。难道是这种人情大于人命的哲学，让几十个人严严实实守着一个秘密，使卞仲耘案47年不能突破？（一层终于捅破了的窗户纸,凯迪社区2014-1-19）
模糊语言与模糊思维造成的舆论、理论折腾
你在美国任何地方都讲相同的英语，即使口音不同但相互明白表达没有问题。美国种族比中国的更加复杂，但英语作为统一语言没有太多问题，可见英语的优点是容易学和容易使用，这对于美国民主社会沟通产生了正面作用。比如，“社会主义”这个词在中国是非常笼统的，右派说的意思和左派说的意思出入很大，结果各说各话，什么乱七八糟的内容都扔入其中，什么怒气都冲它来，结果这个名称不单没有为中国解决问题，反而引发出许多没有定论的新问题来，这也是中国社会中“理论折腾”不休不止的原因之一。“社会主义”在英文中与“共产主义”有明确区分，加拿大、瑞典等都是“社会主义”，中国是“共产主义”，之后又派生出“市场社会主义”和“官僚社会主义”，但没有哪个能真正准确描述中国基本社会制度性质的。为何如此？因为英语中“社会主义”是各人生活经验的描述，加拿大人每周来美国采购便宜生活用品，又回去享受加拿大免费医疗，这就是他们的“社会主义”，没有人逼他们这么做，这仅仅是一种自然选择，无须对这种制度赞美也无须谩骂，人人可以自由选择去留。中国为何总无法明确什么是“社会主义”？因为政府先入为主把“社会主义”戴上了皇冠，却发现现实中它根本不存在，于是屡屡改变描述，试图在理论上达成“名符其实”，但却造成更多歧义，最终形成了社会舆论来回折腾。这在西方人眼里就是一种本末倒置的逻辑错误。每个汉字具有某个固定意思，这种意思来自过去的一个典故或现成用法，你必须了解这些才能真正使用汉字，但如此一来你每次想到新的意念都必须先找出过去类似的意思，创新思维大打折扣。英语和其他拼音文字具有一种“自我创新”能力，比如，一个“资本”名词，可以变成“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性质”、“资本家”和“投资成本”等等意思，兼备其他词性，你用“资本”延伸创新一个词没有问题，大家都会意会并明白。比如，一个DNA就可以表达出一个很长的学术名词，汉字表达远远不能如此抽象，数学中的代数、作曲用的歌谱、计算机编码等等都是从拼音符号文字得到启发而成，而形象文字非常难以产生这种高效思维工具。你说，汉字是不是一种非常麻烦的思维累赘？
正因为汉字的模糊性让社会无法明确达成共识，权力成为了漫无边际的思想和政治威胁。从汉武帝到毛泽东，中国人始终无法根本摆脱为权力“造神”的心态，说白了，这是因为汉字里所承载的都是各人离散的生活体验，大家无法从中产生生命终极性的审美体验，结果就把现实中最大权力当成了崇拜对象。西方拼音文字仅仅是一种思想沟通符号，它完全依存于思想本身，而不是被局限于一个固定意思，任何一个人都无法用某个字词发动一场革命，甚至“民主”“博爱”这类标准西方概念也只是一种形而上的思想工具，并非强迫性概念。所有西方思想都用逻辑方式指向一个终极信仰：上帝的抽象存在，人类的上帝人格。西方人围绕着这个信念可以说“反对”和“认同”，但都离不开认识论轨道，也离不开本体论终点，也就是说，上帝在人们心目中可以长着不同样子，存在方式可以不同，但上帝所代表的“人类自由意志是永远存在的”。比如，罗素是不赞成基督教形式的，但他认定人的绝对自由意志，而康德是拥护对上帝成为终极信仰的，同样他要以此维护人的绝对自由意志地位。西方人对此达成了共识，无论如何争论也不会伤害到统一的形而上内容。西方这种思想模式产生出了“政教分离”的社会结构，民主和上帝非常友好的互动共存，而伊斯兰国、佛教和儒教国家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奥巴马的医改和提高最低工资都很社会主义，但在美国民主框架中通过投票解决，绝不会像在中国导致一场政治运动产生阶级斗争。中国汉字作为一种形象文字无从提供一个抽象而绝对的上帝，它把“佛”这种心性概念变成了偶像崇拜，结果与印度泛神论接轨了。泛神论在中国人信仰中表现成“什么都信”和“什么都不真正信”并存，加上汉字的模糊性和模凌两可性，中国人始终无法真正理解因果关系这种逻辑思维，造成了各类“阴阳循环”理论，表面上什么都说通了，其实分析起来什么都陷于循环论，自相矛盾，所谓的唯物主义成了虚伪主义。在这种思想格局中，所谓的科学思想只不过是权力的遮羞布，为何如此说？科学是物质性的，它只能通过实验过程验证物质性质，它本身是沉默无语的，西方人可以用数学和化学公式去描述它，而中国人则用权力去霸占它，结果发生了钱学森抛出“亩产四万斤”的理论，毛泽东深信钢铁产量决定超英赶美这类事情。说白了就是有权人用汉字的模糊性取代了科学的真实性，为自己获取话语权，导致了社会混乱。如今，日文、越南文和韩文都改成了拼音文字，只有中国汉字依然如故。（采访安德鲁：汉字对中国社会的侵害腐蚀作用，那小兵博客-凤凰网博客2014-2-6）
结语
无论过去了多长的时间，文化的遗传基因会一直继承下去。中国人还是那样的中国人。我们很感兴趣的是：各种新旧元素融合一体后的中国人，在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经济实用主义、生活享受感性、模糊思维、弱法治逻辑、潜规则终极决定、权力至上、人情关系网络制约等等价值观力量的合力塑造中，21世纪的中国模式和中国人，将会演变成怎样的样子？
不要以为中国人的承受力不如日本人，在中国要生活下去，最主要的是要应付来自他人的若有若无而实则极其强大的压迫力量，它们比来自自然的力量让人难以预防、难以抵御多得多。在这种综合力量中打拼起来的人，达到了百毒不侵金刚不坏之境界，而更多的人则被折磨得棱角尽失。中国人似乎天生喜欢被官商虐待、被体制制服，被势利绑架，被集体裹挟，被道德压迫，但是对于身边的人寸步不让、睚眦必报，还喜欢欺侮弱小。中国人对于比自己强大的力量有一种逆来顺受的本性，但是对于级别和自己差不多的人的压制则毫不退缩。——其根源是自己被别人欺压的心态的转嫁——犹如阿Q打不过、不敢打别人，但是在挨打之后会打身体和地位不如自己的可怜的王胡。
在中国社会种种腐败事件中，其实参与其中者成万上亿，但是没有人检举；等到事情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家都会表示极大的愤慨。我们身边每天都上演着公然的很过度的不公平、乃至于经常自己就在参与其中，但是大家都习焉不觉；一旦事情曝光，大家又都集体义愤填膺了。社会有那么多非法的和不正常的，我们都麻木不仁视若罔见，但是只要有一个“被典证”了，大家就会集体发泄所有的心理压抑。你看中国人做事，往往会百思不得其解。不爱来实际的，却爱玩虚的；对于自己的要求极低，而对于别人的要求极高。有面子比没里子重要，形式比实际有价值。——这就是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