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卓琳：刚开始我拒绝了他 邓小平与卓琳相识在延安，那是1939年的秋季。当时邓小平是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卓琳是一个年轻的女学生。对这位比自己大12岁、从前方来的长征干部，卓琳显然缺乏了解。 卓琳本人是这样回忆这段往事的： 我那时在公安部工作，他经常到公安部来。大概在那个时候他就对我有意了，我不知道，他就找我的女朋友，让那个女朋友来跟我谈，说他想跟我结婚，问我同意不同意，当时我不愿意。我说我年纪还轻，不想那么早结婚，我拒绝了。 因为去延安的那些长征老干部都是工农干部，我们就怕跟一个工农干部结婚，不是看不起他们，是怕他们没有知识，跟他说话说不到一块儿，所以我就不敢和这些工农干部结婚。延安有个笑话，一个工农干部和一个知识分子结婚了，两个人晚上沿着延河看月亮。那个女的就说，哎呀，你看这个月亮多漂亮呀。他的丈夫就说，有什么漂亮的，我看不出来。（这个故事）在延安传为笑话。我想，我结婚可不能找工农干部，可不能找长征的干部，我要找知识分子。 1939年秋，邓小平到延安来开会。他那时是一二九师政委，在太行山工作，还没有结婚，邓发想让他在延安找个合适的，就把他带到学习班来了。有一次我去曾希圣家，曾希圣说有人想和我结婚，问我愿不愿意。因为当时我还年轻，还想再工作几年。 曾希圣跟我谈了两次我都不愿意。后来他（小平）自己就说，我自己找她谈谈可不可以。我说，可以。于是我们一起到曾希圣家。邓小平说：“我这个人年纪大了，在前方作战很辛苦，我想和你结婚，可是曾希圣和你谈了，你不同意。我这个人不太会说话，希望你考虑一下这个事情。我年纪比你大几岁这是我的缺点，我希望在其他方面可以弥补。” 他找我谈了两次：第一次谈谈他的情况，第二次谈谈他的希望。我听听，觉得这个人还可以。一是他有点知识，是知识分子。第二个呢，我想，反正早晚都得结婚。我那时已经23岁了。我以前就认识邓小平，现在他亲自来找我了，说话又那么诚恳，我就同意了。 显然，邓小平凭借自己的努力和诚恳的态度打动了卓琳。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住的窑洞前，八路军的老战士们摆了两张桌子，为邓小平和卓琳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卓琳：我们在延安结婚后，一块儿回到太行山。 邓朴方：那时妈妈随爸爸到太行山，第一次见到彭德怀。彭德怀说：“哎呀，邓小平你真是会找老婆呀，找的跟兄妹一样。”爸爸个子也不很高，妈妈比他稍微矮一点儿，脸都是圆圆的。 卓琳：太行山上八路军总部，朱德是总司令，彭德怀是副总司令。当时总部有个妇女部，我就在妇女部工作。那时邓小平从前线到总部来开会我们才能见一面，开完会他又走了。我说夫妻俩老这样也不行，就让他给我写信，他说：“写什么呢？”我说：“就写写你每天怎么生活，有什么感想。”他说：“那好，我让秘书给我打个底稿，印十几份，每个月给你寄一份。”我一听，哎呀，那就算了。后来我和他说：“信你也不写，我们还是在一块儿共同生活，共同理解吧。”他想了想说：行。 所以，我就和他到了一二九师，住在一块儿了。慢慢地就互相理解了。 1941年，我生了邓林，因为我们常常转移，就寄养在老百姓家。以前都是他们在前方打仗，我们家属在后头。他们打完仗休整的时候，再把我们接去。后来进军西南，他下命令，不准任何人带家属，连我们也一样。我说，你不带家属我不干，你们老是把我们“丢”了不管。这次我一定要跟着你去，我是共产党员，你砍我的头我都得跟着你去。 从“当初我拒绝了他”到“砍头也要跟着你”，再到文革中的几度沉浮和晚年的相依相伴，在长达58年的岁月里，卓琳和邓小平相濡以沫。 卓琳：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把他发配到江西去了。怎么办呢？一个月只给我们20块钱的生活费。他说，我们要节约一点钱，因为孩子们都被分配到四面八方，给孩子们当路费。他就主张，咱们来种地吧。我那个时候有高血压，我不能多动。上我们住的那个楼，我都说，喂，老爷子，拉着我。我一手扶着栏杆，一手被他拉着我上楼。那么我们种菜怎么办呢？我们住的那个将军楼，前头有一块空地。他挖地，我就拿个小板凳坐那里捡石头。弄成一亩地的样子，我们就跟老百姓要种子，种那些茄子啊、辣椒啊，这些容易种。他负责浇水。 我们是在工厂工作，他在工厂是搞锉子。我就拿汽油洗那个油腻。我看他一天劳动很累，就给他搬个椅子。他不坐。我说，你怎么不坐一坐，偷点懒嘛！他说，不行啊！我要坐下去就站不起来了。 他原来说，香港回归了，我一定要到香港去看一看，去我们收回的土地上看一看。结果，他没有等到这个日子就去世了。后来，香港回归的时候，我就代表他，带着孩子们到了香港。 邓榕：老爷子对妈妈特疼爱。陈锡联就说，在二野时，小平同志对卓琳是真爱护，妈妈洗头，爸爸拿热水给她冲。你说我爸爸多严肃的人，二野的人都特别怕他。但我们家的人，孩子们都不觉得他严肃，不怕他。 邓楠：因为我父亲平时都在外面工作，家里的事情都是妈妈管，妈妈怎么管，父亲是从来没有意见的，因为他很信任母亲。我觉得他们两个配合得非常好。 邓林：你还真别说，我没见过我爸爸妈妈吵架，他们几乎没有红过脸。我觉得我爸爸妈妈他们两个，最重要的是互相特别信任。我妈妈做的这个事情那个事情，我爸爸都认为是对的；我爸爸做的事情，包括文革后来被打倒，我妈妈也绝对没有二心。没有说我要跟他离婚，或者要跟他划清界限。一直跟着我爸爸，相濡以沫。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应该是典范。 长子邓朴方：那个时候我感觉心里酸酸的 1966年12月，江青、张春桥等人掀起了斗争邓小平的狂潮。在此之前邓小平已预感不祥，他告诉子女们说：“如果是人民内部矛盾，家庭关系还可以保留，如果是敌我矛盾，可以断绝家庭关系。” 但值得邓小平和卓琳夫妇骄傲的是，当时身在北大上学的邓朴方、邓楠兄妹拒绝和红卫兵合作。不管是遭到毒打、遭到开除党籍，邓朴方都拒绝开口斗争他的父母亲，为此而导致了跳楼致残的惨剧。 但是，当时被软禁在中南海并和子女亲人隔绝的邓小平夫妇并不知道这个消息。1969年底，两年未见面的邓楠被准许去中南海探望父母。 邓榕：（听到邓楠带来的消息后），妈妈的心被刺痛了，她止不住心中的悲痛，一想起就哭，一直哭了三天三夜。父亲还是无言，只是不停地抽烟……得知儿子瘫痪，做父亲的心怎能平静。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提出请组织上帮助安排，以使朴方得到进一步的治疗。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此信做了批示……（后来）儿子能进三零一医院，父母亲自然感到由衷地高兴。 卓琳：发配到江西后，孩子们在北京就被撵出中南海了，朴方那个时候，不是还为这个事摔断了腿吗？我们就自己省点钱，把他接到江西去了。 邓榕：不知是不是朴方去中南海“上访”起的作用，6月的一天，北京终于决定把朴方送到江西来。 儿子回来了，5年没见面的儿子回来了。从2月一直等到6月，父母亲终于把儿子盼了回来。可是，这个儿子不是像其他子女那样欢蹦乱跳地回来的，而是让人连同轮椅一起抬着回来的。 儿子回来了，本应有说不完的话，可是父子相见，却相顾无言。说什么呢？有什么可说的呢？一道伤心的目光，代表了一切一切。 卓琳：我们让工厂里给他做了个架子，因为他躺在床上起不来，架子上有两个环，他拉着那两个环就可以坐起来，放开了他又能躺下来。那时候他来了以后，当然就增加我们的负担了。洗澡怎么洗啊，我端水，他（邓小平）拿手巾给他擦。先是第一遍擦凉水，第二遍擦肥皂，第三遍擦干净。都是他干，我呢就是管给他送水、送手巾。 邓朴方：他并不说什么，但是，你比如说，他为我做事情，每件事情做得都非常认真细致。你想想，如果换个角度来说，他过去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导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为子女来做，做得都非常细致，一点一点地来做，每件做得很认真。我父亲他很认真的，不管大事小事。以前他做大事很认真，做这种小事他也非常地认真。那么这时候你就……当然有时候就会感到心里面酸酸的。 邓榕：我觉得我父亲觉得他对他的子女是有歉疚的。所以我父亲在“文革”以后跟我母亲说，“因为我的问题，我们的孩子们在‘文革’中都受了不少的苦，所以以后我们要对他们好一些”。 长女邓林：他为我的婚姻问题给毛主席写过信 邓林：爸爸有几个特点，一个是爱翻字典，有什么字不认识的时候，他就会把字典拿出来。《辞海》是常翻的。我印象中爸爸特别爱看地图。另外最喜欢看的就是这两套书，一套是《史记》，还有一套是《资治通鉴》，他喜欢看这个。还有，在我印象中他喜欢看《聊斋》。 我爸爸这个人喜欢很完美的东西，他比较喜欢干净，不喜欢脏兮兮的。喜欢整洁，不喜欢乱哄哄的。所以一看到谁乱哄哄的，不够干净，他就不大喜欢。他喜欢花，喜欢香味。我们家每年要侍弄点桂花，这时候应该弄桂花了，院子里就特别香。每年会有桂花，他还喜欢白兰花。 对父亲的评价或者说印象，不是几句话可以概括的……他是一位好爸爸、好爷爷、好丈夫、好儿子。……在家里的饭桌上，父亲一般不大发言，但喜欢听我们做子女的叽叽喳喳，喜欢这种轻松、活泼、融洽的气氛。我和楠楠、毛毛的性格像妈妈，心直口快，在家说话都是大嗓门，无遮无挡，经常还喜欢开个小玩笑，给这个封家庭“总理大臣”，给那个封家庭“礼部尚书” 、“文化部长”。父亲有时也加入，说：“跟赫鲁晓夫吵架，别的武器不用带了，带个楠楠就够了。”楠楠就说：“都是因为爸爸耳朵不好，我才成了个大嗓门儿。”我们大家都笑。 当我们一个个长大成人后，父亲总是强调我们自食其力，凭本事吃饭。在家里，对我们做子女的事情，往往只是在大的原则上提出要求，具体事从来不管。我们家最热闹的节日，是给爸爸过生日。这一天，我们做子女的比父亲还高兴，大家开着玩笑“趁机吃一顿”，就忙着张罗。父亲生日宴上，我们做子女的通常要给父亲敬一轮酒，父亲兴致很高，酒也比平时多喝一点。 老爷子的特点是他轻易不管，但他一旦说一句话，就是单刀直入、切中要害，让你说不出话来。有时还是很厉害的。对我们每一个姊妹的优点、缺点，他其实非常清楚。有时候说一句话，那是挺中肯的，（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因为我呢，各方面条件不是太好，人又比较老实，所以我父亲可能担心我的婚姻问题。所以他在这个问题上给毛主席写过信。 次女邓楠：他说自己到了北京以后是“脚掌” 邓楠：他是从来不跟我们讲自己的地位，就是跟一般的老百姓一样。对我们的要求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平常在家里的时候，“文化大革命”之前我们穿衣服都是打补丁的。因为我们家孩子比较多，经济也不是太宽裕，所以我们都是穿上面孩子的旧衣服。我记得1952年的时候，从重庆到北京来，那时候他调到北京来工作，在飞机上的时候我们就问他，在西南军区，人家叫你首长，那到了北京以后是什么呀。他就跟我们讲，到了北京以后是“脚掌”。 我父亲是一个话很少的人，我们说九句，大概他能说一句话。所以他一般是听我们说，除非我们说的话太出格了，然后他最多就说一句“胡说八道”。 这个“老爷子”是什么时候喊起来的？文革。因为那时候，大家想怎么叫他呢，算了，就叫老爷子好了。大家都说叫老爷子，叫“爸爸”不习惯。后来孙子也叫他老爷子，都叫他老爷子，像吴院长啊，我们的警卫员、秘书都叫老爷子。最早的时候是孩子们想出来的吗？不是，是妈妈。文革中间他们被软禁的时候，在那时候开始的。原来叫首长，那时候也不能叫首长了，被打倒了不叫首长就叫老爷子了。以后就都叫老爷子了。 妈妈照顾父亲的生活非常到位，但是不会让父亲做什么。妈妈这个人一点都不厉害，从不对丈夫说什么厉害话。就是有点急躁，比如教育孩子，孩子太闹太调皮了，打孩子，“开铁匠铺”，我们给妈妈起个外号叫“铁匠铺掌柜的”。她对你好，好得不得了，但一急起来就会打你。我们全挨过打。 关于子女的婚姻爸爸曾经跟妈妈讲，他信任我们。所以我们选择谁就是谁，他从来不干预我们。 幺女邓榕：他一拍大腿，亲事就这么定了 邓榕：当时呢，只有我二姐一个人是结了婚的。我父亲非常担心，因为他的问题，他的子女受到牵连。我们家太“黑”了，文化大革命那时候，除了刘少奇以外就是邓小平，我们是全国最“黑”的黑帮子弟。对于我们这种人，别人连接触都不敢轻易接触我们。所以，我父亲很担心我们的婚姻问题将来解决起来困难。所以，我当时因为朋友介绍，认识了我爱人贺平以后，我父亲真是发自内心地高兴，由衷地高兴。
我母亲也是这样，非常高兴。我那个妈呀，平时就老是觉得他们的“问题”影响了我们子女，总怕我们找不到对象，正在担心着呢。一听说贺平要来我们家，立即乐得什么似的。 2月的一天，我到南昌火车站去接贺平。通了两个月的信，只见过照片，相互还未谋面呢。我是近视眼，还是贺平先认出我来。我对他的第一个印象是：这么高的个儿！我带着他坐着公共汽车回到步校的家里。要知道，这才是第一次见面，我们自己都还没想什么呢，可是我的爹呀、妈呀、奶奶呀，三位老人却好像进入了“紧急状态”似的，一下子忙了起来。妈妈一来就问东问西的，俨然一副相女婿的样子。奶奶把锅敲得叮当响，做了好多饭菜，把一个小方餐桌摆得满满的。这么一个26岁的大小伙子，又是从湖南军垦农场来的，一定是饿坏了。奶奶做得多，他也就吃得多，一点儿都没客气。那么多的饭呀菜呀竟然一扫而光，最后把一桌子的碗和盘子全都堆着摞在了他的面前。我们四川人请客，就喜欢人家能吃。奶奶一边收拾碗筷，一边乐得喜上眉梢。 …… 贺平这个人，是个大实在人，初来乍到就一点儿也不认生，见了三位老人也这么亲，一下子就赢得了大家的好感。住了两天，他离开我们这里，去永修卫生部“干校”看望他的父母。临走前，他把给他父亲带的一条云烟（当时挺不容易买到的）一分为二地掰开，给我的父亲留下了一半。 把贺平送走后，我回到家，只见三位老人，一人搬一个小竹板凳，坐在厨房后面小院儿的丝瓜架旁边，正在说着什么。看见我回来，妈妈叫我也过去，好像还挺正式的。爸爸一脸高兴的样子，一拍大腿，用他那浓重的四川口音说：“看样子，这门亲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父亲这个人，干什么都那么认真。定个儿女的亲事，竟也好像当年决定国家大事一样的正式。 这时候实际上我们还只是一般的朋友，谈不上定了终身。但是我父亲就觉得他这个女婿是不错的，觉得这个人一定是能够成为我们家的女婿。所以他当时非常高兴。当时弄得我还有点……我说我们还没有定呢，你怎么就定了呢。可见他当时那种欣喜的心情。 …… 家人的深情祭奠 从1997年以来，每年的2月19日，邓家的院子里都会撒满花瓣，那是家人对小平同志深情的祭奠。 卓琳：他去世了，我们全家人都很悲哀，但是，这是自然规律，你也没办法。他去世的纪念日，我们就预先买了些花瓣，就在院子里撒。一边撒，一边说，老爷子，给你撒花了，你听见了没有。一边还说话，还叫他。每年他的生日，我们全家人还像他活着的时候一样，大家一块儿给他过生日。也有客人来参加，还像他活着的时候一样，纪念他。 邓榕：我们真正从日常的感觉来讲，我们没有觉得父亲离我们而去，好像觉得父亲还在我们身边一样。对父亲的思念、怀念，深深地沉淀在我们家每一个人的心底。有人问我说，你最敬爱的人是谁。我左想右想，把古今中外的人都想遍了，我想，还是我的父亲。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觉得我了解他，我理解他，我也爱他。 本文资料主要来源： 王谨：《小平女儿的思念――访邓林》，《人民日报》1998年12月18日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10月第二版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二版 凤凰卫视特别节目：《永远的邓小平》 中央文献出版社：《邓小平生平全记录》，2004年1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