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人”与“慢作”
2016年08月25日 10 ：品艺·连载·广告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陈鲁民
台湾著名漫画家朱德庸自称是个“慢人”，不仅在日常生活中慢慢腾腾，不急不忙，而且在艺术创作中也是慢得出奇，他历时十年创作完成《大家都有病》，又花了9年时间完成了《绝对小孩》。对于自己的作品，他称之为“慢作”，他深有体会地说：“创作是一个很单纯的慢生活，只有静下心来，才能做好作品创作。”因为“世界太大，我们的心太小，生活节奏太快，每个人都被裹挟加速，但什么都能快，文艺创作不能快，要想有精品，就必须慢工出细活。”
麦家也是个出“慢作”的“慢人”，他从1986年开始写作，15年才写了150余万字，年均10万字，不及那些高产作家一个月的产量。但他创作的几部小说《解密》《暗算》《风语》一时洛阳纸贵，红透半边天，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更是好评如潮。谈到创作体会，麦家说：“我的《解密》和《暗算》，写了10年。《风语》写了4年。我也可以3个月写出一部来，但是我不愿那样做。某种意义上，缓慢是成功的捷径。虽然我花了10年才写成一部作品，但相对那些10年就推出5部作品，但到最后一部都流传不下来的人而言，我比他们更接近成功。我通过一两部作品就在文坛崛起了。这就是缓慢的力量。”
还有许多“慢人”与“慢作”，钱钟书写《围城》，平均每天写500字，足足写了两年多。曹雪芹写《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历10年之功。司马迁写《史记》用了13年。柳青写《创业史》用了14年。张炜写《你在高原》用了20年，自称“像个行动迟缓的笨重动物”。歌德写《浮士德》用了60年。这些“慢”出来的作品最后大都成了不朽经典。精雕细刻出佳作，谁也逃脱不了这个规律，所谓“又快又好”，至少在文学创作上尚无先例。 相反，那些日成万字，落笔如风的高产作家，写得快，出版得快，被人遗忘得更快。两年前，国内有个女作家就曾不无得意地宣称，她一年写过3个长篇，9个中篇，22个短篇，可如今谁还能记得她写的都是什么吗？现在文坛“提速很快”，以至于我国目前每年出版长篇小说5000多部，占世界总量的四分之三。网络作品则更达到10万部的惊人数字。但国内评论家则普遍认为，每年的长篇小说，精品不过5部到8部，大部分都是平平之作。这些高产作家不妨听听歌德对雨果的多产和粗制滥造的批评：“他那样大胆，在一年之内居然写出两部悲剧和一部小说，这怎么能不愈写愈坏，糟蹋了他那很好的才能呢？我们并不责怪他想发财和贪图眼前名声，不过他如果指望将来长享盛名，就得少写些才行。”
不仅是作家，各个门类的文艺创作都需要降低速度，提高质量。时下中国文化人最需要的是克服浮躁心理，淡化功利之心，多一些“慢人”与“慢作”。这样，或许一时稿费会拿得少一些，“知名度”会暂时低一点，上排行榜露脸的机会少了一点，但出精品的可能性就大了。反之，倘若还是盲目追求高产，不管质量，辛辛苦苦写一辈子，画一辈子，演一辈子，但却没一件作品称得上是精品，没一本书、一张画、一个角色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乍一看，写的书近乎著作等身了，画的画能办个画展了，演出的角色也有百十个了，可翻来覆去，全是低水平自我复制的垃圾，到那时候再惭愧可就悔之晚矣。
一边是慢人与慢作的精品，一边是快人与快作的次品，等待艺术家选择。在这里，不妨参考“慢人”麦家的箴言：“无名前，要守得住寂寞；成名后，要经得起名利的诱惑。”
灞桥
2016年08月25日 10 ：品艺·连载·广告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陈鹏举
鲈乡闲居，此刻要说起灞桥，不觉暗笑起来。灞桥是故城长安的地名，数千年来有许多故事，也就一个主题，那就是离别。也就是这个主题，今天就想起它来了。很惭愧，我没到
过灞桥。除了没机会到，更是不大想到。史上的胜迹，大都是经不起看的。流落在人间的胜迹，实在只是人事的关系，而不在本身的不凡。
在中国，人是活在诗意里的。中国人的眼睛，生来喜欢欺骗自己。所有的看见，满是诗一般的美。灞桥美得很真实吗？还是别去这么想。失望极易伤心，远隔千里，真不必自寻伤心。
触碰到了离别之事，故作镇定，就此刻扯上灞桥去：“沽酒听风雪，此意在灞桥。春秋离散后，逢生亦萧条。泠泠飞木叶，凄凄泣麒麟。一苇或向隅，空空执象人。酩酊岂能辞，香雪寒彻骨。身轻合飘零，坠入梅花窟。”
离别总有离筵。滚烫的酒，喝起来像冰镇的一般。纷披的柳条，纷飞的柳絮，葱茏着沧桑的灞桥。离愁别恨，凝成了此刻的灞桥。
前人的心肠大抵是诗做的。他们说离别二字，离是短短的分离，别是永远的告别。这意思，灞桥该是明白的。灞桥更明白的，可能还有初以为是离的，结果成了别。许多年里，人活得局促。没有咫尺千里的能力，只有千里咫尺的诗力。卑微的才华，诗的才华，以此经受离散，经受萧条。
生命枯萎了，看一下凋谢的叶。世事衰败了，哭一声被擒的麒麟。千百回渡江，一个人面壁，结果是，都成了眼空无物的写诗人。
离筵的酒还是要喝的，哪怕这酒冷到了骨子里。离别的人，总是被折断的柳条，感动得飘零起来，和着离别的愁恨，开出了违时的梅花。
离别的人，犯愁、有恨，总期待离别有个后来。我也是离别的人，我以《所依》为题，诉说离别的后来：
“所依在星斗，所思坠遥春。尘外匏枯叶，灯前眼向人。窈窕知音旧，丁香带雨愁。迢迢望不见，隐隐两淹留。夏木蝉鸣急，秋矶野渡舟。清风吹短衣，抱膝松林下。此意在飘零，萧萧过白马。”
离别的时候，是星斗很亮的那个夜。转过身去，靠着星斗的光芒，走向前去。不知天亮以后，我的行程可以在哪里？我的思念呢，竟是没带走。留在了身后，留在了离我渐渐远去的身后的春天。
我们消受过的，真是些好日子。就像不省人事的枯了叶子的八月的匏瓜，到时了，就得做个渡河的小筏。四目相视，最清晰的是在灯下。阳光下的相见，反而很模糊。人世间美好、美丽的人，是称得上知音的人。为着知音的离别，哀愁，总是像雨中的丁香。丁香是哀愁，是离。到了别，是另一种奈何天的恨了。那时候，即使在雨中，也不会去注意丁香了。人，谁能经受知音之别呢？
星斗暗淡了，离别的人，看不见了，各自留在了各自的时空里。不知你怎样了？夏天的蝉鸣，茂密的枝叶里不住的蝉鸣。秋天的渡口，空蒙的烟波里放舟的渡口。我听见了，我渡过了。一个人的行走，改变的是行程，改变不了的是这个人。
梦见你鼓着锦瑟，清风吹动你的衣裳。你的梦里呢？是否听见苍松之下，我弹出的琴声？人生更多时候就是故事，就是些一见如故的事，一些可能书写的动人的事。即使这些事只是在梦里出现，也有理由保存在做梦人的人生里。
我还在行走。离别之后，后来还有着后来。在天门的缝隙、残山断崖的缝隙，说是能看见白马飘过的景象。离别后的我，是挨着缝隙看白马，还是和白马一起飘过的那个人呢？骑过一匹白马，还曾经和白马走得很近。白马神明，朋友送我，我不敢要。只是，我奢望我是和白马一起飘过缝隙的那个人，即使这是一种千真万确的飘零。
读书与功利
2016年08月25日 11 ：综合·广告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于文岗
“读书好”这件事，古今中外圣贤大师们都有不少神评高论。“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在西汉刘向眼里，书简直就是药，读好了是可以医疗愚昧的。在“读书好”的论丛里，把书喻作“灯、塔、路、桥、帆”的最多，大都熟知，无须赘述。
近代出版家张元济先生有句话：“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国学大家季羡林对此话的解读是：人类脱离了兽界以后，就开始积累智慧，文字发明后，把脑海里记忆的东西搬到纸上，就形成了书籍，书籍是人类智慧代代相传贮存的宝库。后一代人可通过读书，继承前人智慧，永远不停地向前迈进。而禽兽没有这种本领，每一代都退回原点，从零开始，一只蠢猪从一万年以前到今天仍然是这样蠢。这么一说，读书不是“天下第一好事”又是什么呢？严文井先生也说：“书籍，在所有动物里面，只有人这种动物才能制造出来。读书，人才更加像人”。不仅如此，列夫托尔斯泰还认为“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就是说，读书不仅是把前人智慧传承过来的接力，还是打开智慧之门的钥匙。通过阅读，进入无垠之境，未知之域，擦出火花，激发灵感，进行新的创造。至于现代与当代说“读书好”的，就更多了。杨绛的“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是从提升素质说的，另有“读书是世上门槛最低的高贵举动”是从提高品位说的，“读书是世上门槛最低的投资”是从价值增值角度看的，还有“读书是女性的深度美容”则是从改变气质说的，多了去了。然而，古今中外，最实际、最功利、最著名、最生动形象、最具诱惑力的还是宋真宗赵恒，为大力倡导读书，他御笔亲作《励学篇》说：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其中“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车马多如簇”四句，则成为最忽悠人读书的名句。试想，有此四样儿，哪个男儿见书不读？近千年来，《励学篇》寥寥数语，迷醉天下士子，并由此引出北宋晚期汪洙的《神童诗》。诗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与元代刘祁“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等名篇名句一起助推“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风气和思想的流传。
近代、现代尤其当代，尽管“读书好”的言论林林总总，特别是有了当代的“读书投资说”和“价值增值说”，但从其功利、诱惑力和生动形象上说，真还没有超过宋人的。由此猜想，宋代尤其是北宋，读书之风该有多么兴盛。
纸上烟云，贵乎精短
2016年08月25日 11 ：综合·广告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沈 扬
何为先生与我一样，都有长期旅居福建的经历，并先后回到“出发地”——上海定居。笔者在沪上编《朝花》，稍后回来的何先生则是过他的退休生活了。同城居住联系方便，信件自然不多，手头的一件，是1997年何为先生惠寄《客居小楼》散文稿的附信，内中写道： “限于体力，所作甚少，无以应命，甚感惶愧。两年前我的右眼老年性黄斑变性，无法医治，且有影响左眼之势，字体每成歪形，老病如此，夫复何言。上海文艺出版社为庆祝建社纪念，命题集稿写该社的招待所，我有些感受，草成一稿。日前在《朝花》读到高晓声同志的同一题材散文，乃想起将此文寄上，或可供读者一粲。盖同一题材，而角度不同也„„” 那段时间我曾不止一次向何老约稿，所以他在信中说了因眼疾趋重“所作甚少”的状况。上海文艺出版社过去有一个“创作之家”（也称招待所），设在建国西路一条弄堂的三层小楼
里，编辑们常常邀约作家到这里来写稿改稿，光顾“小楼”的不乏各路文坛名流，这里便成了文友会面交集的好所在。1997年出版社拟了个选题，让一些作家写一写与那栋小楼有关的经历和故事，最终集合起来出一本书。何为先生的《客居小楼》 就是其中的一篇。文稿记述的是1982年的事情，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消失的文学”、作家之间断绝的联系、沉寂已久的文坛信息在那几年里渐次“复活”，这方面的相关“动静”，在这座三层小楼里可以真切地感受到。那时何为先生还是福建的作家（他上世纪50年代赴闽工作，沪上老宅被人占住，当时尚未解决，“客居”便有另一份酸楚心绪在里头），在小楼住了两个多月，有关写稿改稿的事情这里不说了，让他喜悦让他百感交集的，是乱世人生中暌隔多年的好些作家在小楼见面叙怀，包括何为和其他住楼作家在内，两个月中在这里会见来自南北各省市的文友竟有四五十人之多。徐迟先生就来小楼看望过何为，两人畅谈两小时，何先生在文章中还记下两个细节，一是徐迟“突然认真地说了一句‘我是当仁不让的现代派’”，何为觉得他“似乎在传递一个信息”；二是谈到兴头处，徐先生看到桌上有包中华烟，业已戒烟的他举手取烟，接连猛吸，竟连续吸了四支。“过后我再敬烟，却绝口不沾了。”十年离乱一朝相聚的文友不在常情之中的举止，让何为感慨系之。也是在这些日子，何为先生从小楼出发，前去看望在艰难岁月中受尽煎熬的巴金和柯灵两老，劫后重逢，又有多少言语要倾诉啊！
《客居小楼》于5月24日见报，比高晓声同样写“小楼”的《今夜投何处》只隔了21天。文稿刊登后我去陕西南路63弄（经艰苦努力终于物归原主的何家旧楼）看望先生，他正在为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写文章（那些年在“夜光杯”开了一个“纸上烟云”短文专栏）。虽然眼疾缠身，这位散文名家仍然一如既往地认真为文，字斟句酌，惜墨如金。在临窗的客厅里，我们从《客居小楼》说到“纸上烟云”，我说何先生您自早年的《青弋江》《第二次考试》《临江楼记》到晚年的《纸上烟云》，做文章总是那样的投入，那样的倾注自己的情感和心血，这样的作文精神很值得我们后来者借鉴和学习。何老说他一直觉得文章之道不是那么简单的，在过去特定的年代，外在因素很多，个人无法排除，所以自己在某些时段里也写过一些“废品”。退休生活中的这些年，随着社会清明空气的到来，能够在文字中充分表达自由心性，不再有杂音相扰，是最感高兴的事情。何为散文作品大多篇幅较短，晚期文字更是如此，谈到这个话题，何老说他并不一概鄙薄长文章，人家写得好的长散文也喜欢看，但他觉得中国古代散文中的传世之作，“五四”以来的散文名篇，绝大多数都是短篇章，所以他是“在精短散文的写作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愿为此练笔到老”（何老常谦称自己的写作为“练笔”）。
《客居小楼》之后，除整理旧作应付出版等事宜，何老动笔更少，他在寄我另一篇稿子时附信中说，“„„目力不济，只能节省使用，因此写稿很困难，现遵嘱寄上拙稿，请斧正。”此次寄我的文章，仍是千字精短散文。由于视力的困扰，何为老人不得不最大限度减少写作活动，这是当时他最感苦恼的事情。上世纪90年代的好些年头，徐开垒、陈诏和我曾经好多次相约去何府，同主人一道在客厅里喝茶聊天（还有几次餐聚，在家中或到近处的餐馆），其间常有关于写作的话题，比如印象深刻的两次，一次说到了散文的表现力，何为先生说他在若干篇作品中吸纳了一些小说元素，但核心结构、精神气韵和文字风格不改，就是有意识地对于散文表现力的一种探索。他说写散文，他总是不忘追求一种境界，这个境界就是“美”。何为深信文学的美学功能是天然存在的，换句话说，文学对于提携一个民族的趣味、格调，有着一种天然的义务和责任。2010年秋季的那次叙谈（这次是同陈诏先生一道往访，也是我俩与何老最后一次见面），我提起一个话题——读到一篇文章，内中说余光中先生的有些作品写得过于精致，读来觉得有点儿雕琢，问何先生对此的看法。何老说余的文章他看过一些，很欣赏，并无所谓雕琢的感觉。他说文章还是要认真写的，有“美文”之称的散文，其“美”包括了内容和形式两个层面，内容固然要紧，表现角度、文字选择等也不能一点不讲究。何老最后的一句话是：“如果文章写得很讲究，又没有‘雕琢’的痕迹，就是真本领。”
世界上最美的花朵是思维着的花朵
2016年08月25日 11 ：综合·广告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陈先法
在出版社工作的许多年里，我曾去过国外的一些地方，美国的纽约、华盛顿，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哥德堡，丹麦的哥本哈根，澳大利亚的悉尼、墨尔本，新西兰的奥克兰„„说实话都很喜欢，然而有一个地方却给我更别样的感觉，至今想来还心生温润，还有点恍惚，那就是意大利的罗马。
谁都知道，罗马是全世界艺术爱好者向往的圣地之一，那里任何一个博物馆的各个角落都收纳、陈列着稀世珍宝，雕塑、浮雕、壁画„„哪一件都是人类文明史上的硕果，就是遍布罗马城的宫殿遗迹和废墟，都能让人感受到浓烈的历史文化和艺术美的气息。所以，我收到邀请函时喜出望外。
有意思的是，那次邀请我去的是罗马机场，去参加一个会议。我把邀请函给社长看时，领导眼睛瞪圆了：“没搞错吧，怎么是罗马机场呢？”其实我也狐疑，以往任何一次出国，都是出版社或书店、书展等邀请，怎么会有飞机场呢？而且，对方已经把我来回的机票订好了，让我尽早办理护照和签证。”
我在去浦东机场搭机前去指定的航空公司票务处取机票。没想到他们的电脑订票名单中没有我的名字，跳出来的是“陈法先”，而出版社的名字是对的。因为名字不符就不能取票，我交涉了半天都不行。此时，离登机时间正一点点靠近，我去罗马的喜悦被焦虑击得一败涂地，几乎要无望地放弃了。最后我让出版社人事科打电话给取票处，作个证明，订票处又给航空公司打了电话后才把我名字改过来，打出来给了我。我惊出一身冷汗，拿了机票就叫出租车直奔浦东机场。当我满头大汗登上机后，舱门就在我身后关上了。当时，我不禁想起有人说过，意大利人比较散淡。说得是呐，也太散淡了。
可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完全没有“散淡”二字了，相反，让我频生温暖。
飞机在罗马机场降落时，我不禁忧虑起来，会有人接我吗？我可是两眼一抹黑呀。茫然地走出机舱，突然看见写在一张4开白纸上很醒目的四个中文字：接陈先法，边上还画了个向上的尖头，意即别颠倒了。双手高举着的是一个金发碧眼、身材高挑的意大利女郎。人在迷茫中，突然得到明确的指引，舒心之感可想而知是油然而生，我急忙上前指指纸上的名字，再指指自己，意思我就是你接的人。女郎微笑着收起纸，摆了一下手，让我跟她走。
意大利女郎是罗马机场工作人员，带我一道道顺利办妥出境手续，最后把我带到机场门口。那里停着一辆长长的黑色轿车，车旁站着一个深色西装革履白手套的司机。女郎把我交待给了司机，司机就帮我打开车门。女郎含笑礼貌地与我道别，手里还拿着那张卷着的白纸。司机载着我朝罗马城里驶去，沿路满眼的古建筑和形态各异的松树，最后司机把我载到热闹地段的一家旅店。小小的门，里面的门厅和走廊也不宽敞，但房间不小，而且富丽精致。我进入不一会儿就听得门铃响，打开一看，是厨师推着一辆餐车进来，餐车上是各色面包、色拉和红酒，让我享用。我如坠梦幻中。我后来知道，这旅店每晚的房费可抵我几个月的工资。 在来的飞机上，我还以为这次来罗马只是参加一次寻常的会议，但受到这般接待和安排，让我受宠若惊，心情荡漾起来。
罗马机场恢宏大气，一派繁忙，给人一种冲击力。然而，真正震撼我的不是气派的机场，而是这次会议。会场就辟在宽阔大厅的一角。那天下午，天空清新而明媚，阳光透过一尘不染的宽大玻璃窗照射进来，暖意融融。在会场我意外见到了常年漂泊在海外的诗人杨炼，我这才恍然大悟，这次会议是他向罗马机场推荐了我，事先不告诉我是为了给我一个惊喜。这次会议真够让我惊喜的。罗马机场要成立一家包括出版业务在内的文化公司，邀请我这个中国上海的出版人前来交流，寻找合作机会。与会者除了机场的有关人员，还有意大利和挪威、
西班牙等周边几个国家的作家、诗人和出版商。主席台上，除了罗马机场总裁等人外，杨炼和我也被安排在列。我边上还专门配了个翻译，是个帅气的意大利小伙子，没想到他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而且普通话说得比我还标准，似窗外泄进来的阳光。原来他母亲曾是意大利驻中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他随母亲在北京生活了十年。总裁在讲话时，他同声告诉我，大意是：今天是一次跨界的会议，一是机场和文化的跨界，二是意大利和外国的跨界。我们要尊重、包容和了解不同文化。机场是一个人来人往的地方，每天有无数的人经过这里，所以也是一个人们交流思想和文化的地方„„我们机场办文化公司，就是为了提供一个不同特色的文化相互交流和了解的平台„„
我坐在主席台上，心里很紧张，明摆着会让自己发言，但不知说啥妥当。总裁的那番话无疑点燃了我内心出版人的情结，我暗暗把相关思路在心里反复折叠整理，并理出头绪。待到我发言时（事实上总裁讲完话后就让我发言），我就把自己出版社的概况和特色，一些重要作家和他们的图书等作了介绍，当然结束时没忘记说：罗马的艺术举世瞩目，《罗马假日》电影在中国深入人心，今天罗马机场举办这个会议也让我欣喜和感动，我回去后一定把这个创意告诉给上海的机场；愿我们的合作像窗外的飞机一样来来往往。
我的发言获得了不少掌声，让我忐忑的心平静下来。杨炼在会上用中文朗诵了一首他的诗歌，虽然没有翻译，但是老外被杨炼生动的表情和抑扬顿挫的朗诵节奏打动了，所以也反响热烈。整个会议在时间的流淌中感觉愉悦而又颇具意义，大家讲话中出现得最多的词就是文化的交流、包容和合作，对文化的敬畏之心和严肃态度，让人起敬。
会议结束后，好几个作家和出版商上前来与我交换名片、交谈，一时间我好像成了明星似的。
令人感动的是，总裁邀我去咖啡厅喝咖啡。他问我：“喜欢喝美式咖啡还是意大利咖啡？”我颇感他的雅意，说：“在罗马，当然喝意大利咖啡。”意大利咖啡有着摄人心魄的独特的香味，味觉浓烈，一小杯一小杯下肚，感觉有一种生命丰沛的本质在瞬间被接纳。我平时一般不喝意大利咖啡，如果说此时我开始迷恋它的话，倒不如说我迷恋的是总裁与我交谈中的话：“我喜欢做机场，也喜欢做文化，做文化为了更好地做机场„„”总裁六十来岁，满头青丝，风度儒雅，好几次说到高兴处就像孩子般笑逐颜开。他有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我在里面看到了创新的思维和力量。
在我们喝咖啡的不远处，高大宽敞的候机大厅的一处，有个少女背靠着小丘似的行李席地而坐，手里捧着一本书，正聚精会神地阅读，一会儿抬起头来望一眼窗外的蓝天碧空，那里一架架飞机正起飞、降落，阳光安静地铺盖在她身上。情歌和绘画一般静默，却妙不可言，好像是总裁创新思维的印证和践行。
我不禁想起罗曼-罗兰在给情人梅森葆的一封信里说：“天气好极了，好极了！天那么蓝，那么蓝！我花了很多思念给你写信，好让你更思念罗马——”罗马这座在人类文明史上功勋赫赫的英雄城市，从此会让我更思念。是呀，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个地方，只要不缺乏创新的思维总会让人更迷恋，更思念，因为海涅说过：“世界上最美的花朵是思维着的花朵。”
秦岭的路
□吕敏讷
秦岭的路
亿万年的地壳运动，沧海桑田，横亘于中国中部的秦岭，如巨龙出海，昂起头颅，挺起脊梁，逆淮河向西，拖着长长的尾翼，以父亲的姿势，在中国的大地上站出了1600余公里的轨迹，成就了中华龙脉之气象。他的北侧，汩汩奔流的72峪尽收黄河最大的支流渭河，注定了中华母亲河之阔厚雄浑；他的南麓，舒缓的溪流携着山谷的温婉，汇入汉江，投入长江的怀抱，滋润孕育着南国的万种柔情。他挺身而出，成为南北气候的分界线；他北仰南俯，成为长江黄河的分水岭。他造就了“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平原，也护佑了“天府之国”的沃野千里。
然而，“秦岭，天下之大阻也”！
林密险峻的悬崖绝壁间，深山峡谷的沿河陡壁上，自然界并没有给人留下可以行走的迹象和可能。可是，早在两千多年前，铁凿铁锤的叮当就开始在没有人迹的山岩间回荡，逢河架桥，遇山凿孔，插木为梁，铺木架板，一项早于万里长城的巨大土木工程，在一条条穿越云雾、森林、绝壁、深渊的栈道上延伸，穿行于高山河谷的古栈道，踏出了秦岭南北沟通川陕屏障的路，人类道路史上，它是蜀道，是路难行的代名词，但它是古代国道，是古代的高速公路。
如今，绝壁之上，江水早已湮没了奇险的高度，虽已只剩下规则整齐的方孔，不腐烂的石头却会长久地将记忆刻入山河的年轮，用以记录和佐证曾经的沧海桑田，映照着今日脚下的路，如此宽阔平坦。
滔滔嘉陵江，是自然界系在秦岭脚下的一条绿色丝带，它让连绵起伏的秦岭巨人一般伸出无数的手臂，将他的一个个孩子揽入温暖的怀抱，孕育在千里沃野般的摇篮里。
古陈仓道上的金徽大地，一身华贵，被秦岭宠爱在怀里。披着银杏的金发，身着彩色的锦衣，慢酌豪饮，吟诗唱词。
悠悠古道通向哪里？
去看看先前的路难行！
青泥岭，1746米的主峰铁山，高耸于群山之巅。悬崖万仞，云雨泥淖的青泥古道，却是入蜀的必经要道。大唐的马帮驼队挤满悠长弯曲的青泥古道，脚夫的身影络绎不绝，人背马驮的浩浩长队承载着茶叶、丝绸、布匹纸张顺嘉陵江而上，再载着盐铁下江南。古道一片繁忙景象，沿途古朴的乡村集镇，歇脚的驿站灯火通明，交易的店铺人头攒动，酒旗飘扬，骡马嘶鸣，马蹄嗒嗒响彻山谷。
唐代，青泥岭前的青泥驿就是108个驿站其中之一。公元757年，也是这条官路为一位皇帝给了方便借了道，他借着难行的青泥道南下入蜀，躲避了安史之乱，和黎民百姓一起踩过古道的木板和青石，穿越陡壁河谷，找到了人生的某种安逸。有朝一日他回宫后，旅途的艰难早已忘却，只是对300里嘉陵江美丽风光念念不忘，还在那华美的大殿之上日夜欣赏吴道子嘉陵江风光的画作。
深秋的嘉陵江畔，早已层林尽染，红叶烂漫，雨雾笼罩下，落叶翻飞，烟波浩荡，绿水悠长，江水裹挟着历史的烟云奔涌流淌。沿着湿漉漉的峭壁和密林，远去的叹息和惊呼似乎还潜藏在远山崖壁。
今夜，雨雾蒙蒙中的大河店青泥村，独自享受深山的一片安宁。李白在举杯豪饮，剑眉上挑，意气飞扬，他在高声吟诵“噫吁嚱！危乎高哉！”在感叹蜀道之难，行路之难，处世之难，为官之难。杜甫手握如椽的巨笔，忧悒的目光，镶嵌在崎岖难行、风雨飘摇的生活的路上。公元759年那个冬天的寒风凛冽，和青泥道上的山岩荆棘一起将他的心撕破。今夜，“青泥岭客栈”的彩旗在凉凉的秋风秋雨里，和翻飞的落叶相互摩肩，诗意悠长。长方形的石质马槽里盛满了水，已经没有一匹马来饮，落花漂浮的绿水里，映出一个花开时节的圆圆的笑脸，水太深，望不见古时的云烟。古旧的老房子，泛着岁月的黑色，深深的勒痕嵌在房子的梁柱上，它牵过多少马缰，它是古道被勒疼了的伤痕，为后世留下一个有形的疤，让路过的人群都能见到古道留存的影子。昏黄的灯光泛着酒肉的香气和烟火的温暖，让人忽然再次想起公元759年那个冬天，杜甫单薄的衣衫冷似铁，受冻馁之苦张望徘徊在青泥驿站前。
入蜀古道上的青泥岭驿道，太艰险太难行的路走了多少年？直到1054年冬天，一个名曰李虞卿的人，脚步匆匆，在大宋的行程中站出来，奏请朝廷主持改道，新修了一条好走的路。这是何等好事！
人们记住了李虞卿！修路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但有些人还是做不好。修路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李虞卿却把修路这件难做的事变简单了，把难做的事最难的部分自己承担了，这件难事就做成了。他修了一条路，把大家的难处解决了，难行的路变容易了。修路就是积德，就是行善。不必跑到庙宇里去。
人们还记住了田谅！他是修路中途接替李虞卿的人，就像铁道接轨，他和李虞卿共同完成一件事，成就了一条路，天衣无缝地接好了茬，还书奏朝廷力赞李虞卿的功劳，不表功，不夺功。在成绩和嘉奖面前，几人能做到？
人们还记住了雷简夫！新修白水路记，883个颜体楷书精美的书法，劲道的笔力，工整的字迹，练达的文句，老到的刻功，恭恭敬敬地记录了一件好事，也记录了古蜀道上的兴废变迁。以2.83米的高度，永远篆刻在历史的崖壁上，它是人们的好口碑，让路过的后世人
都去仰视。
李虞卿，田谅，雷简夫，北宋嘉祐年间的这三个中国人，其实他们也没有做多大的官，走在一起就成了一条龙。这又让人不禁想到三个和尚的故事，三个臭皮匠的故事，以及“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是一条虫”的论断。按道理讲，古人的路走到今天，应该越走越宽，越走越长，才好！
这一条路，在历史深处一直走，一直走，就延伸到了今天。
唐代的青泥道、宋代的白水路，一直走到民国年间，走到红军长征的路上，1936年，红二方面军踩着这条路进入徽县县城。而1954年，宝成铁路穿越秦岭打通南北时，为配合宝成铁路线建设的72华里的徽白公路，就是循着“白水路”的线路，把千年以来难行的那一条路变成通车大道。2012年，秦岭深山里的陇南要修高速公路了！祁山古道和白水路跨越山山岭岭的阻隔，牵了手，拉近了徽成县、西礼县的距离，也打开了甘肃走向东南、走向全国的一扇大门。“秦陇屏障、巴蜀咽喉”的入蜀古道，悄悄隐匿在徽县青泥岭山脉中，和岁月一道静静注视脚下发生的一切。
那时无路可走！出发和归来千难万险！如今，脚下有路，就不能忘了曾经的坎坷。
秋望胡杨林
□李萍
秋望胡杨林
那枝梢流动的秋，大概用望，才会体悟吧。否则，为什么除了听秋外，还有望秋或是秋望呢？在金塔的胡杨林，我将自己抛入秋的妖娆与魅惑中。
不过，我并不是一直爱秋的，只是而立之后，开始喜秋，到不惑了，依旧恋秋，一点也不倦怠花相似景依旧人渐老的秋。将身心彻底扔进一种彻底的喜欢，是否叫作执著不堪，是否叫作执念呢？执念就执念吧，总之狂热于一种执念，就像写点小文一般，白天行走再累，到夜晚总会将只言片语记录在纸片上。那应该是心的记录，是执念的记录吧。
如此时的心情，平抑很难。好几年里，念念不忘胡杨林那抹金黄的秋意，那抹“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的凄美。“活三千年不死，死三千年不倒，倒三千年不朽”的胡杨，冥冥中轻声叩问我的生活。
其实，胡杨林里不全是胡杨，红柳、沙枣树，与胡杨相映成趣，阳光穿透树叶，摇曳出一抹明媚的光影，与湛蓝，与一汪水，洇出妩媚，洇出倔强，洇出诗情，洇出天地，洇出你我。于是，灵魂灵感都被击中，不管叶子还是枝干，都透明出一种绝美。
一位提了三脚架的摄影家与一位举手机自拍的女士，他们无所顾忌，各自选取角度，沉浸在各自抓拍的惊喜中。然后一前一后离开芦花丛。
我依旧在芦花从中站立，举着相机，为眼前的一汪水，一汪水中的倒影，并专注于倒影的精美。突然，镜头的水中摇曳出款款的女子，墨镜遮了大半脸，五官耐看，白帽紫巾黑裙红包，飘逸的长发，在水中影影绰绰。多美的人！我赞叹着，移开相机细看，那步调，那姿态，那神形，淡然随意。我左顾右盼找寻摄影家，寻其不得，才晓他们是路人，还以为他们结伴而游，孰料他们是过客，是胡杨林的过客，撷取美景后，自行离去。
好美！原来，美不用刻意、不用掩饰，就在身旁。
她却浑然不知，在游客的驻足下、目送下离去。水中少了可人的影，似乎少了生机，居然有点暗淡。是心情暗淡了还是景暗淡了呢？这世间，是否有人气而一切才显得活泛了呢？可是，少了彼此的呼应，又是否有点平淡？万物生长，与人一起灵动，该是最美。
放眼四望而看，秋霜过后，那枝梢的绿意才会镀上一层黄意，只是我赶早了，那缕黄意还没有给胡杨林整场上妆，只是零零星星的，给赶早的树叶镀色。
耐热耐旱耐碱耐涝耐寒的胡杨，可谓是神奇的树种，风沙造就了其特性，而更为神奇的是，人类将其栽植在沙漠里，因而有了沙漠森林公园的美称。
长椅，安放于树下，落座多么安然。仰望，一些胡杨高大，生长蓬勃，大小不一，彼此对望，相视一笑。有些叶儿已与沙漠大地亲密接触，匍匐的姿势，看了让人有些心疼。而那或圆或细的叶子，与那油画一般倒影于水的金色相比，也有一丝淡淡的美。
捡拾叶片，一枚，两枚，三枚，叠在一起，锯齿状的、尖叶状的，有了比较。说存在是合理的，那些叶子也居然有了各自的思想，犹如我们的喜好。
感动于生命的灿烂，感动于四季赋予我们的美好。还有敬意，为了这个在金秋的游人如织，那些当年栽植下胡杨或是红柳乃至沙枣树的人，如那树冠一样的高大，如那秋色一样缤纷。
南方北方，艳阳寒夜，大雪纷飞季如春，穷及一生，做不完一场梦。日子，就在胡杨绚丽的金黄中，有些丰富了„„
鸣沙流年
□余秋雨
鸣沙流年
夜晚到来的莫高窟是这样的。
来莫高窟的人很多。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三百六十五个夜晚，有几人能与这样的莫高窟相对？参观的游人回去了，回到他们自己的生活里去了；莫高窟不再有游人探寻的目光，枕一壑流沙，时光回转，千年一梦。
最初的时刻，也就那一瞬间。瞬间的一个愿望，便成整个事情的开始。公元366年，一个叫乐僔的和尚，云游四方，走到了三危山前。这时正是傍晚，恍惚间，乐僔看到三危山上佛光灿烂，与身后鸣沙山上的晚霞，遥相对映。乐僔跪下身来，发誓要开窟造像，让这里成为真正的圣地。乐僔在鸣沙山陡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随后，一个叫法良的僧人，开了第二个洞窟。这件事被刻在一块重修莫高窟的碑记上，但这时，离乐僔开第一窟已过去三百多年。
时间就像流沙，掩埋一切，只留下一点蛛丝马迹，任凭后人打量揣测。学术界认为，莫高窟的开凿，始于公元4世纪。
莫高窟开凿的时候，位于古丝绸之路咽喉要道上的敦煌地区，往来着东西方各国商人和使者。各式各样长相的人，操着不同的语言，来了，又走了。
一千六百多年后的今天，敦煌学成了一门世界性显学。亚洲、欧洲等许多国家都设有专门的敦煌学研究机构。在中国，敦煌学研究也日新月异。敦煌学在今天，已经拓展出十几个研究领域。
目前莫高窟编号已到492号。莫高窟和东千佛洞、西千佛洞，还有榆林窟等，一起组成了敦煌石窟遗址群。
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遗迹，修建于一时，兴盛于一时，以后就以纯粹的遗迹被保存下来；而中国的许多文化遗址，常常带有历史的多层痕迹，总是一代接一代地修建，一代接一代地拓展。
1994年，在莫高窟东侧，建起了一座“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
开阔的展厅，似乎要把整个敦煌石窟的历史都装进去，这段历史，上自公元4世纪，下至公元14世纪，整整一千年。
陈列中心按照原来的大小复制了这一千年里敦煌具有代表性的8个洞窟，同时展出古代写本和大量的敦煌壁画临摹作品。临摹壁画最高的艺术追求是忠实原作，或完整复制，或原样复制。原样复制，就是分毫不差地表现古代壁画的现状，即使残破的地方，也照搬不误。这种照相机似的临摹，是后人对历史的一种虔诚的追念和怀想。
面对这些壁画，总能让后人生发出对前人生活的许多想象。
十六国时代的塑像多以弥勒菩萨为主尊；
北魏时期的说法图，场面宏大，人物众多；
到了西魏，壁画上头画满了佛像；
隋代在敦煌石窟的开凿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壁画中的经变故事画开始丰富起来；
唐代壁画充满了对幸福快乐生活的幻想，无论男女，都神采奕奕；
随后的五代时期，女供养人的服饰，鲜明表现出各民族的特点；
元代的密宗画，充满神秘恐怖，与现实生活相差很远。
脱落的墙皮也泄露了一点儿秘密。莫高石窟的开凿前后历时一千年，有的是跨代建成的，有的经过后代一再重修，一些壁画多达三四重之多。
268窟西壁龛下，表层是北凉人画的供养人像；下面露出一层，画的是另一组供养人像；再下面，就什么也看不清了。
岁月给今天留下了些东西，但毕竟，它带走的更多。
年年岁岁，戈壁沙漠掩去了这条古丝绸路上层层累累的生命痕迹。
敦煌是古代驼队商人和各国信使、僧侣穿越河西走廊的必经之地，莫高窟是他们的精神驿站。旅途中，他们会停下来，看一看，拜一拜。他们曾经想过些什么，我们不会知道。莫高窟还在，莫高窟前停留过的生命，早已湮灭。
这样的黄昏里，一个人独自在沙漠，天地流沙间，身心两隔，不知今昔是何年？
在鸣沙山上，曾经隐藏着一个洞穴，这就是藏经洞。藏经洞高不过2米，面积不过一丈见方，却密藏着从魏晋十六国到北宋的经卷文书手稿约五万卷，都是印刷术发达以前的手写本和早期刻本。有人推测，封闭洞穴的时间是在公元1036年，或更早的1002年，目的是为了避免战乱带来的破坏。但战乱过后，也就没有人知道洞中的秘密。年久日深，藏经洞就被人遗忘了。
1900年的5月26日，藏经洞在被遗忘了大约九百年后，偶然被一个叫王圆箓的道士发现。这天，王道士在16号洞窟里清理积沙，墙壁破裂开一条缝，揭开了藏经洞的秘密。王道士是个文盲，藏进洞的发现，没给他带来多大的欣喜，只是拿经卷文书从英国人、法国人那里一次次换来些银两和日用品的时候，他才感觉到这些发现给他带来的实惠。王道士往外倒腾了10年，1910年残卷被运往京城时，已经不足一万卷。
藏经洞封闭的，是中国几个世纪的社会生活和千头万绪的文明线索。藏经洞开启的，是人类文化的又一座宝库。对于中国来说，不幸的是，这么一个藏经洞，偏偏就让王道士发现
了；这么大一片莫高窟，偏偏那时也只有这么一个王道士看管。
自莫高窟开凿以来，就受风沙雨雪的不断侵蚀，对它的保护早已刻不容缓。每天，流沙都会从平缓的窟顶上流泻下来，每年，莫高窟需要人工清除大约六百辆卡车的流沙。
1990年代以来，通过对风向风速、沙丘活动规律、窟内温湿度的观测和研究，陈列中心对莫高窟采取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
精确的测算，反复的实验，人类小心翼翼地呵护它，千方百计地延续它的生命，要把它留给百年、千年以后的人看。
一千年，一万年，它们永远活着，血脉通畅，呼吸均匀。
人生如蒸馍
每年7月31日，我都会发短信给陈忠实祝贺他生日快乐，老陈不会写手机短信，就把电话打过来表示感谢。
就在去年7月，他打来电话跟我说：“给你儿子结婚写的字，耽搁了，只好写一幅大的。”求老陈书法，是一次聚会我顺口说的，老陈却记下了。不久，我真收到老陈的大幅书法。
“人生如蒸馍：馍蒸到一半，最怕啥？最怕揭锅盖。因为锅盖一揭，气就放了，馍就生了。”这是陈忠实对我说的。他用最简单直观的语言说出了人生的道理。
我认识陈忠实，有二十多年了。《白鹿原》出版“火”了的时候，我正在《文艺争鸣》当编辑，与老陈成了朋友。大家都管陈忠实叫“老陈”，其实《白鹿原》出版时，他只50岁出头。
陈忠实是中国当代作家中“火”的时间较长的人。二十多年前陈忠实曾经发誓要写一部垫棺作枕的作品，《白鹿原》让他实现了愿望。《白鹿原》自出版后就一直没消停过，相继拍成了秦腔、话剧、电影、电视剧等。正如评论家雷达所说，《白鹿原》是近三十年来书写“乡土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文本。
我最难忘2002年7月31日，老陈60岁生日。我专程飞到西安，为老陈祝寿。那天来了各界人士，老陈走进会场时，不知是谁突然上前给他戴上一个鲜花扎成的大花环，掌声响起。陈忠实首先讲述自己如何走上文学创作这条路，说到最后，他很伤感也很现实：“„„直到我走进朋友们为我营造的这个隆重而又温馨的场合，我依然不能切实理解‘六十’这个年龄的特殊含义，然而六十岁毕竟是人生的一个重要的年龄阶段。按照我们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的意思，是耳顺，是悟道，是忆旧事的年龄。这也许是前人归纳的生命本身的规律特征，我不可能违抗生命规律。但我现在最明确的一点是，力戒这些传统和习俗中可能导致平庸乃至消极的东西。我比任何年龄段上更加强烈更加清醒的意识是，对新的知识的追问，对正在发生着的生活的关注，这既是作为一个作家的生命意义所在，也是我这个具体作家最容易触发
心灵中的那根敏感神经颤动的地方。我唯一恳求上苍的是，给我一个清醒的大脑。”
最有趣的是2008年夏天，陕西的朋友打来电话说：“陈忠实当上陕西段的奥运传递火炬手了！”我的反应是：老陈平时走路慢慢的，手里还总要拿支雪茄烟，他竟然能手持火炬在成千上万人的欢呼声中，在无数个摄像机的拍摄中，在数不清的镁光灯的闪烁中跑下200米吗？陕西的朋友听我这么说，大笑不止。
忽然我意识到，我绝对不应该在这么庄严的事情上怀疑老陈的意志和信心。于是，我马上到网上看新闻。陈忠实说这200米，他想要自由自在地跑，用自己的人生经历为奥运添上精彩的一笔。我非常理解陈忠实这朴素话语的意义。这与他当年小说《白鹿原》出版时的心情一样：复杂、自信、激动、感慨，多年来在文学创作中高峰期和低谷期的痛苦、思想的波动等，一时间同时涌现。
在中国，陈忠实作为文学符号的存在大家已不陌生，而文学创作之外的老陈，是非常性情的人。
有一次在北京遇到老陈，他请我们几位朋友吃饭，想了好半天，还是决定到秦唐府去吃。秦唐府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附近，到了那里我才知道，这是纯正的陕西风味的小饭店，但是人很多，噪声极大，相互间几乎是在喊着说话。饭店里的桌子和凳子都非常矮小，坐在那里如同蹲在地上一样。感觉来这里吃饭的人都是陕西人，也都说着陕西话。陈忠实到了这里，如同到了自己家里一样熟悉，不用菜谱就开始点菜。一大碗面，加上一碟小菜，他吃得汗水直流。他就像陕西的农民一样蹲在路边，手捧一个大碗，幸福地吃着。
老陈穿衣戴帽实在不讲究，每当有人问起他那个像出土文物似的破包时，他都会津津乐道地讲出一大堆这包十几年不离身的好处。可是他抽烟却十分讲究，多年来，他只抽雪茄烟，而且配着特制的方形盒子。我发现，在他烟盒的开口处，总是记着一些电话号码或是零星话语，他说：“随手记上，回家再整理，这是我的笔记本。”
还有一次，老陈来京，打电话请作协的胡应红和我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附近吃饭，讲起他的书和“陈忠实”的名字屡屡遭受盗版盗名之苦。他讲到，曾有一位陕西农村的文学爱好者，用自己署名的作品寄到报刊从未被采用过，便以“陈忠实”的名字投稿，结果连续被采用。我开玩笑说，这说明那位农民兄弟的作品已经达到您的水平。老陈说：确实写得不错！此事过去一段时间后，老陈说他收到一封信，是那位化名“陈忠实”的人悄悄放到陕西作协收发室的。老陈说：看了这信我又难过又感慨。这位农民兄弟告诉我，他家境不好，自幼喜爱文学写作，想靠写稿的收益补贴家用，用自己的名字发不出去，就想出这个办法。老陈很想见见他，可这位农民没留下地址。老陈说，很长时间他常常惦记他。
有人评价说陈忠实是好老汉。他就像蒸馍一样，靠着一股正气，走完人生路。
豆腐与猪排
电影院上映《东京物语》，我和夏木约好了一起去吃定食。多年以前看《秋刀鱼之味》，我们也是一起去吃了秋刀鱼。那还是我第一次见到秋刀鱼，尝到了秋刀鱼的鲜美和苦涩。这样带有仪式感的传统是美好的，我们都想让银幕里那片纯粹、清亮的光也映照到各自的生活里去。
大学时代曾有过几个日本室友，她们闲时都爱做饭，做的都是日本菜。即便是意大利面，那
也是东京都涩谷的意大利面，带有日本人自己的味道。一次春香做味噌汤，站在饭锅前，对着热气腾腾的汤水放味噌，我站在一旁看，她缓缓地、一点一点地往锅里添味噌，每放一点就要舀一勺汤水尝咸度，如此反复许多次。春香平时大大咧咧，那回头一次见她这般心细，霎时觉得满屋子都弥漫着她的少女情怀。
宿舍旁有一家日本饭馆，那是我们打牙祭的地方，只有每月领了零花钱或者工钱才能去。每一次去都只吃炸猪排定食，当看到侍应生把满满一托盘的食物放在面前，心里就觉得一世界的美好年华皆是真切地属于自己的。我从来不见春香和光代点寿司吃，她们说那是生日、宴请时才吃的，寿司太华丽了。
初春，春香从千叶回来，带了她母亲做的甜豆皮寿司给我。那是极其家常的寿司，味道和颜色都是朴实的，豆皮袋里盛着厚实的饭团，我一边吃，一边想象春香的母亲在厨房里做寿司的情景，一锅一瓢看着皆是亲切的，就像《东京物语》里纪子为平山夫妇准备礼物那般。
毕业以后，鲜姬和明日香来过几次北国，每一次都会带很多零食、点心给我，有时候还会带做日式料理的调料。有一回明日香来北国出差，我带她去吃面，还点了两份煎饺，明日香和从前一样，无论是日式或中式的煎饺都爱吃。深夜，我陪她回旅馆，她从行李箱里掏出了一堆东西给我，笑着说终于可以空箱回去了。离开旅馆，才走了几步，忽然听见她在身后叫我，随即从幽幽夜色中跑来，递给我一瓶寿司醋。
一次鲜姬来北国，我陪她去太古里逛。那时胜博殿还未开业，墙上贴着偌大的广告横幅。鲜姬惊喜地叫了声“Saboten”，神采飞扬地告诉我他们家的炸猪排很好吃，让我一定要去尝。
结果那地方真的成了日后我和夏木吃炸猪排的唯一去处。猪排果然美味，每一块都掺杂了我对细碎日子的念想。
猪排和咖喱的混搭也是我去了胜博殿以后才喜欢上的。从前不会这样吃，因为有咖喱就已经很好了。老家南洋的咖喱多有椰浆，椰浆稀释了咖喱的辣度，给咖喱增添香醇的浓郁风味；日式咖喱很温和，少了印度咖喱的辛辣和纯粹，像过小日子的寻常人家，丝毫不张扬。
猪排的刚直说到底也是一种纯粹。小敏说她不怎么喜欢炸猪排，因为它实在是太简单了。如此的纯粹几乎在所有的炸物里都能见到，天妇罗的世界里，红薯是红薯，虾也还是虾，面粉不过是外衣，虽世俗，却也还是俊俏的。脱下那一袭外衣，便是两个人素面相见了。
豆腐却是由头至尾地娇柔而冶情，不似猪排的刚直。相传日本的豆腐制作技术是唐代传过去的，那时不叫豆腐，而叫“唐腐”或“唐布”。古人做豆腐要经过筛净、浸泡、挤压、凝结、轻搅等过程，每一道工序用心做，出来的豆腐才会是洗练而利落的，不带一丝杂质，却又让人醺然，就像小津安二郎的电影。
难怪当有人建议小津拍一些不同的东西时，小津只说他是“开豆腐店的”，做豆腐的人如果去做咖喱饭或炸猪排，不可能好吃。
青春之歌
微信里的聊天群和朋友圈是我们大规模呈现日常生活并同时了解他人日常生活的窗棂，通常展现的窗花——大多是工作动态、心灵鸡汤、大师语录、延年秘方、旅游餐饮、自拍玉照或
各种秀：秀娃秀富秀美秀恩爱„„岁月忽其不淹兮，微信中看着旧爱新朋们一派祥和的状态，活得开心，如此尚好。
周末深夜，钢琴系男老师发了一条“小鹿纯子最美相册和经典日剧《排球女将》主题曲”的状态。一歌激起千层浪，瞬即，声乐系的同事感慨转了，中乐系的同事转了，音教学院的女老师转发完，还意犹未尽地添上她最爱的《聪明的一休》主题歌链接，表达她虽进不惑之年却还拥有该剧中“小叶子”般的豆蔻情怀，以至于我不得不制止她：我还是最爱相良光夫（日剧《血疑》中三浦友和扮演的男主角）！
一首歌，把我们的童年和少年全聚集在这儿。当晚，那些长期在朋友圈里潜水的“老鱼儿”们纷纷忍不住，都鼓出来冒泡泡了。“鱼龄”大多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人，话题由《排球女将》里的“晴空霹雳、流星赶月、幻影旋风”等发球回顾，到讨论“大岛茂和新佑卫门究竟谁更帅”的伪命题，真是老夫聊发少年狂。
所以，音乐的双重属性是，我们不仅信赖这些主题曲独立地指示其声源，而且还唤起了几十年前与其声源相关的印象：还在念小学四年级的我们，用中文拼音一个个音节地硬把日语歌词翻译在作业本上，传唱着那些不可思议的迷恋，直到现在还记得《排球女将》副歌段落中间的几声淋漓吼叫，直到现在还记得在《血疑》主题音乐前奏小号后的两小节，咱就必须深情地进入：瓦达西诺„„
日本著名导演小津安二郎曾这样说：“在我的电影里，若有什么事将要发生时，我都希望背后奏着的是像天朗气清一样的爽快音乐。”这段话似乎也是我们各自人生背景音乐里交互同感与共鸣的佐证。
我想，如若人生是命运长镜下的分镜头，那么配乐生活的声音大体可分为三种：语言、音效与音乐。交谈、絮语、倾诉、写作等属于第一种；环境、场景、交通、城市等属于第二种；而音乐，是我们活着的情绪底色：爱恋、交付、狂欢和痛苦，均从生命的喜怒哀乐中汩汩流出。
每个人都有颓过恼过恨过伤心过的时日，彼时陪伴我们的音乐是各自秘而不宣的对痛苦的担当。那些哭泣、艰难、羞耻、悲伤纵然是心底里的巨响——但孤军奋战时的生活原声，我们绝不轻易与人分享。
日常生活，藏匿着所有的担忧、干涸与慌张。懂了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集体记忆里哗啦流淌的依然是阳光普照的励志节奏，为什么大家伙儿深夜默契怀念的仍是儿时慨当以慷、笑中带泪的恣意齐唱。
卡尔维诺说过：我们所选择并珍视的生命中的每一样轻盈事物，不久就会显现出它真实的重量，就像停留在云端的歌声，既甜蜜又荒芜„„
历史深处牧童山
家乡海门沃野百里，一马平川，却偏有一些以“山”为称呼的地名，比如我所在的四甲镇。我家西去三四里有“定海山”，东北方向，也是三四里开外，有“牧童山”。区区三四平方公里的空间内，居然“矗立”着两座山，真是蔚为壮观！然而，实际上，空有其名，称为“山”的这两处，地面哪怕稍为隆起一点的痕迹一丝也没有。风在这里自由地刮，水在这里自由地
流，蝴蝶在这里自由地飞。
7月回老家，遇到一位研究海门历史的老人，请教之，他娓娓道来。海门，地处江海交汇之处，虽远在公元958年后周时期就建县，但海潮江浪，使海门几次沧海桑田。一段时间，滔滔江海的水面上，退潮时有沙洲露出，渐渐长高、变大、联片，并与陆地相接。此时的海门，滩涂丰富，人烟渐稠，围堤造地，农耕稼穑，庄稼遍野，鸡鸭成群，屋舍成片，足食丰衣。可是，天有不测风云，祸福往往只在旦夕之间。一次超强台风，带来一次天文大潮，滔天巨浪冲毁堤坝，疯狂直入，一切地面建筑都被席卷而去，所有由沙滩改造成的良田，一夜间被打回原形，沉于水底。昔日白发垂髫相戏、鸡犬之声相闻的农人家园，又被滔滔水面取代。最惨的一次，海门绝大部地域回归为江海，只能向隔壁邻居通州借一乡镇作海门县城，以保住海门的“县籍”。
惨痛的历史与残酷的现实，使海门人尤其渴望有山，渴望有山为屏障，拦江挡海，保卫家园。先辈们的这一种希冀，就体现在所取的地名中。凡是有高地之处，有垒土之处，甚至是特别需要有山的低洼之处，皆名之为“山”，以盼其能镇海定海平海靖海，护一方平安。老人说，“牧童山”所在地，明代海门县志记载为“韩童山”。当初为何称为此名，没有文字资料，今天也无从查考。大约到了清代，有了现在的名称，为何改，也无文字记载。但我们不妨作一猜想——
海门现在的江岸海岸、河川陆地，是清康熙以后逐渐形成的。勤劳节俭、精耕细作的海门人，一旦有了稳定的自然条件，就胼手胝足，废寝忘食，重建家园。海门有两句方言，足资证明这一点。一句是把吃中饭称为吃“点心”，意思是只“点”一下饥。当时有不少农民把饭带到田间，中午囫囵吃一下，为的是不多占劳动时间。另一句是称种田为“种花地”，意思是用绣花一样的功夫种庄稼。而且，在历史的传统基因里，海门人尊师重教，父母即使节衣缩食、“劳钱做债”（海门方言，形容特别困难），也要给孩子上学。由此，海门的文化教育发达，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较浓。设想，有一天，也许是春天，有三五乡间文人踏青赏春，行至“韩童山”，忽见有几多孩童赶着十数只小羊，奔跑其间。青青草地上，羊群或低头觅草，或“遍山”撒欢；暖暖春阳下，孩童们或追随小羊左右，或三两一伙玩耍。抬头有蓝天白云，迎面来春风吹拂，好一幅天然的牧羊图也！其中一人观之弥久，陡起灵感，觉得“韩童山”上牧童欢，此“山”名之为“牧童山”，岂不更为合适、也更有诗意？一人提议，即得众人赞同，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今传明、明传后，渐渐地，“牧童山”一名便众口一词，在岁月中炼成了。
老人说毕，哈哈一笑，连连摆手表示：此乃兴之所至，随口胡诌，仅供一乐，不必当真。此话也引得我大笑起来。老人的猜想虽然有点天马行空，无历史资料佐证，但他醉心于海门历史数十年，扎根于千百年海门沧桑岁月的丰富想象，完全有抽象的历史真实。一处“山”名的出现，背后是多少唯愿从此沧海永隔、“桑田”永在的希翼；一处“山”名的变更，体现着岁月中几多场景的变迁和文化的积淀。老地名，就是这样，传递着当年先辈的心跳和足迹，传递着历史深处的浪漫和诗意，就像一酝被时光酿成的老酒，多么醇厚芳香，回味悠长。
牧童山有寺，估计很有年代了。记得我读小学的时候，有牧童山小学，今已无。现在，还有一条路的路名，第一个字是“牧”„„